刨花里的时光

陈守义的刨子在樟木上走得很慢，木纹里渗出的香气混着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发梢上。那张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民国梳妆台摆在工作台中央，镜面边框的雕花已经断了两处，抽屉滑轨卡着木屑，拉开时会发出指甲刮过砂纸般的声响。他用指尖摸过桌面上深浅不一的划痕，像是在辨认一段模糊的掌纹 —— 这样的旧物件总藏着故事，有的刻在木缝里，有的浸在漆色中，得用耐心一点点抠出来。

年轻时他在木器厂当学徒，师傅总说 “木是活的”，刨子的力度、砂纸的粗细都要顺着木纹来，急了就会伤了木头的性子。有次他给新婚夫妇打衣柜，为了赶工期把刨子压得太狠，在柜门边缘刨出一道歪扭的木刺。师傅没骂他，只是让他盯着那道木刺看了一下午，直到夕阳把木刺的影子拉得老长，才开口说：“你急着完工，可这柜子要陪人家过几十年，你现在省的功夫，将来都会变成遗憾。” 那天晚上，陈守义用最细的砂纸蘸着温水，磨了三个钟头，把那道木刺磨成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弧线。

这张梳妆台的主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上周抱着它来店里时眼睛红红的。“我奶奶的东西，” 姑娘把梳妆台轻轻放在地上，“她走后家里要装修，我爸妈说这个太旧了，想扔掉。” 陈守义蹲下来仔细看，梳妆台的漆皮已经开裂，抽屉拉手是黄铜的，上面刻着小小的缠枝莲图案，因为常年触摸，边缘已经磨得发亮。“能修，” 他抬头对姑娘说，“就是得费点时间。”

接下来的半个月，陈守义每天都泡在工作室里。早上七点他就骑着那辆二八自行车过来，车筐里装着从菜市场买来的馒头和豆浆。打开门，先把窗户都推开，让新鲜空气进来，然后戴上老花镜，拿起工具开始干活。修复旧家具和做新家具不一样，不能用新料把旧痕迹全盖掉，得顺着原来的纹路来。比如梳妆台桌面上的划痕，他先用细砂纸轻轻打磨，再用调好的木蜡一点点补，补完后还要用棉布反复擦，直到颜色和周围的木头融为一体，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有天下午，姑娘突然来了。陈守义正拿着小刻刀修复边框上断掉的雕花，刨花在他脚边堆成了一小堆，像撒了一地的碎雪。“您看，” 他把梳妆台转了个方向，让姑娘看得更清楚，“这雕花原来应该是这样的，我照着剩下的部分一点点刻出来的。” 姑娘蹲下来，手指轻轻碰了碰新刻的花纹，又摸了摸原来的部分，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跟我奶奶房间里的那个一模一样，” 她声音有点哽咽，“我小时候总坐在她腿上，看她对着这面镜子梳头，她还说等我长大了，就把这个梳妆台给我。”

陈守义没说话，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干净的棉布，擦了擦梳妆台的镜面。镜子已经有些模糊，但仔细看还能映出人影。他想起自己的母亲，小时候家里穷，母亲唯一的首饰是一支银簪子，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坐在煤油灯底下，把银簪子拿出来擦了又擦。后来母亲走了，那支银簪子他一直带在身边，现在就放在工作室的抽屉里，偶尔拿出来看看，就像能看到母亲当年的样子。

修复工作快结束的时候，陈守义给梳妆台重新上了一遍清漆。他用的是最传统的大漆，需要反复上好几遍，每上一遍都要等它自然晾干，这个过程不能急。上漆的时候，他特意在抽屉里面刻了一个小小的 “守” 字，这是他的习惯，每修一件旧家具，都会在不显眼的地方刻上自己的名字，像是给这些老物件留下一个小小的印记，证明它们曾经被用心对待过。

交活那天，姑娘带着男朋友一起来的。看到焕然一新的梳妆台，姑娘惊喜地叫出了声。梳妆台的漆色变得温润，雕花完整了，抽屉拉开时也不再有刺耳的声响，黄铜拉手被擦得闪闪发亮。“多少钱？” 姑娘拿出钱包，陈守义摆了摆手，“不用了，” 他笑着说，“能让这老物件接着陪你，比什么都强。” 姑娘愣了一下，然后把钱包收起来，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陈守义。“这是我奶奶生前织的围巾，” 她说，“冬天快到了，您戴着暖和。”

陈守义接过盒子，打开一看，是一条藏青色的毛线围巾，针脚很密，摸起来特别柔软。他想起小时候母亲也给过织过这样的围巾，那时候他总嫌颜色不好看，不愿意戴，现在想起来，心里满是愧疚。“谢谢，” 他把围巾抱在怀里，感觉心里暖暖的。

姑娘和男朋友小心翼翼地把梳妆台抬上车，临走时姑娘回头对陈守义说：“等我以后有了女儿，我也要把这个梳妆台传给她。” 陈守义点点头，看着他们的车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街角。

那天晚上，陈守义关了店门后没有马上走。他坐在工作台前，拿出姑娘送的围巾围在脖子上，又从抽屉里拿出母亲的银簪子。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银簪子上，反射出淡淡的光。他想起师傅当年说的话，“木是活的”，其实不只是木头，那些带着回忆的老物件都是活的，它们承载着一代人的时光，只要有人用心守护，就能把这些时光一直传下去。

工作室里很安静，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在空气中回荡。陈守义拿起刨子，在一块新的木板上轻轻推了一下，刨花卷着木香落在地上。他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又会有新的老物件被送到这里，而他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手艺，把那些藏在木缝里的时光，一点点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