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天堂，忽如地狱，总归无明

我的童年时代里，有八年左右时间，是住在骑楼里面，在南方这边常年多雨潮湿的环境里，骑楼是常见的老建筑。旧城区的这种适合下铺上住的建筑，到了香港就被称为了唐楼，以和洋楼作对比区分。其实骑楼、唐楼都是指一样的事物。在过往，即使是春雨不休，或者夏天的午后，总会撒一轮短暂干脆的暴雨，行人却可以在骑楼的庇护下，施然地继续行街购物，完全不受天气波动的干扰。这种目前显得古旧的建筑，其实有着它的实用价值。

早于几十年前，家族就成为了这里其中一个租户，爷爷听从他家姐的意见，于是和家姐，六弟三家人都搬到了一起，但到了每家人的N个子女开始逐渐长大，空间挤逼之苦慢慢涌现，住地问题越来越严重。那种情形，也跟现今香港人的居住窘迫压力丝毫无二，好像这部片子里两仔爷所租的那个“两步”房间，虽然凌乱杂物可以经过努力变得较规整，但是人的密度太大，活在几无隐私的环境下，即使是一家人，也是相当不便的。同时，这栋楼里，长辈们传说着对门那边，住着一个精神病人……至于这个病人是怎样的情况，每一个人都语焉不详，但是却人人皆知他是“会揸菜刀砍人的”，因为对面也像我们这边，又是一个房间里划出几个房间，再容纳几家人，彼此两边也不往来，这个病人，我们好像也几乎不会碰上的。

但是这栋骑楼当中却有一口天井，一路贯通到地下一层，在天井里，是有窗户的，可以窥见其他住户的空间，这一扇窗，可能就是眼光无意间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唯一进入点了。但，关于他的，留下脑海里只有一个眼镜是玻璃瓶底，脸相很“解放后”的人在窗前谈笑，或许他的心智情绪已经停留在文革时代也不一定。至于他的神经病是不是与文革有关系，就更非小孩所能知道的事情了。

然而有着可怕传说的他，给我的印象还远不及对门里阴森的一对母女来得多，那个时候只要我们在天台上跑得欢了，这个母或者她的女，就会拉长了脸上来投诉，应该是我们在天台跑动，就会引发她们家地动山摇，飞沙走石吧，这也是老房子的实情，我也试过正躺在床上，忽然被一堆东西砸了一脸，原来是楼顶突然崩裂，一大块天花从三米多的高度上洒下来了。

与精神病人为邻，或许是大家已算宽容，没人想过要逼走他人，要离开这个地方，哪有那么容易呢？我们这一大棚人，又有哪个不想飞出这个笼子呢？或者有了这同理心态，便对病人没那么介意了，小孩子们，也只是略感恐怖，也没有什么其他想法。然而这个故事是毫不温暖的，我们只不过是做到了“唔围埋黎踩多一脚”，帮忙却也是绝对不存在的，谁顾得上你啊？身手齐全的正常人，也不容易谋生，谁来顾精神病人怎么活下去呢。后来，终于不知怎样，那人永远地消失在我们的世界内了。

不帮忙，也别来踩一脚。是《一念无明》中曾志伟饰演的爸爸面对群氓之语，也是电影里所划出的一条底线呼声。毕竟公众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就是在那里明摆着了，种种不公与忽视，都是正常社会里的“正常现象”。精神病人的团体，总不能做到像其他少数团体那么理直气壮地争取平权，毕竟他们是缺少了一种底气，那种无法操控自我的不确定感，让他们，即使是在状态稳定时，也不够胆对他人作出承诺。片中阿东对雇主保证：“虽然我是Bipolar，但我可以好order地Bipolar！”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仿佛想表达说，我的情绪是一时躁狂，一时抑郁的，但是我可以很有次序，让躁狂和抑郁梅花间竹地出现……试问，对于这种承诺，即使情绪病患说得出口，雇主又怎会认为这种自信真的称得上是自信，会送上offer更是天方夜谭。

Bipolar便是双相情绪障碍，患者可能终身都受到躁狂与抑郁两种情绪的轮流侵袭，从片中对病症的表现，可能只描绘了抑郁期间的心境，本来病症的戏剧化转变，即从一个极端情绪到另一个极端情绪，则由阿东原生家庭的突出问题所掩盖。阿东被其母言语刺激，落下了过失杀人的惨剧，或是他对送老人院建议的反感以致拍案而起，都不必然是躁狂的表现，更像是抑郁期的易受激惹所致。但试想剧中的情况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估计也会被气个不轻，即是电影毕竟是以一个很沉重的背景，去给予了故事发生的动机，似乎让人更容易理解，那个人，为何会落入如此的田地。但另一面，却可能让大众对身边经历平凡的人会患上了情绪病依然保持不解。只不过，现实便是如此的无厘头，情绪病患者并不一定就是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故，才会落入情绪的魔窟中。对于抑郁患者终日的流泪不振，别说旁人莫名其妙，当事人要说清楚也是很困难的。

而且情绪病有时给人的感觉是又爱又恨，如双相障碍患者，抑郁发作当然是苦不堪言，但是躁狂期间所拥有的充沛精力，源源不绝的想法，精神亢奋与感觉良好，绝对又令人欲罢不能。阿东情绪最为高涨时，故事的安排是他见到了与未婚妻复合的可能，又是一处以外在的事件作为情绪转折之因，于是同时亦萌发了天台种花，搞网售等一系列idea，人生一时间又好似充满了可能性，正是一念地狱，一念天堂。然而这次的高涨（远未躁狂），却被宗教之力彻底打断。

从历史上讲，宗教对心理疾病人群是很不友善的，在近代科学发展之前，患有心理/精神疾病，可是被视为魔鬼上身的，于是种种“驱魔”疗法就诞生了，甚至极端到要把“中邪之人”头骨撬开，以求魔鬼快快滚出来。可以想象这些疗法除了把人折磨到死去活来之外，是起不到作用的，方向本来就错了。但进入现代社会，的确是有人寻求宗教的慰藉，来化解内心的郁结、愤怒。这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并不能有效的推广，阿东受到刺激而再次崩溃，也是对宗教无能为力的定论。阿东的未婚妻的宽恕，声泪俱下，并不能说她不真诚，但是同时，她也是在肯定和强调了阿东的“有罪”，虽然基督教之前提就是人有原罪，但对于本来就心受重压的阿东，可能这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点罪恶感。

他所生在的原生家庭，既不完整，更少有开心，大概如此，学业有成的儿子逃得远远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剩下他这个“不正常”的儿子，却要苦守着老病的恶母。虽从小深受忽略，但本性上他的良善令他无法割裂掉那个不愉快的源泉，如果观影的旁人只以他自找为结论，那就是还不懂得家会伤人，毁人的道理。能够为这个家带来最后支撑的，是那个忏悔的爸爸黄大海，虽然只是粗人一个，但他决定了不再逃避，在余生里，只有去尝试面对和修补，他才不会留下一辈子的无奈悔恨。曾志伟说了，他本来不想接这种很heavy的角色，但是为了女儿，他才来挑战自己，跳出昔日纯粹插科打诨的娱乐，走入这满是社会道义的影片中来，对他也是种突破吧。关注点在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新人导演黄进，也令人期待他日后的创作。社会角度中，逼仄的港人生存空间，对无法往上流动的恐惧，对用手赚钱的轻视，对钱生钱的艳羡，亦向世人很诚实地交代出香港地星斗市民的时代面相，若果展开来，又能对应到不少目前的议题。

再说采用的黄衍仁的两首歌曲，有着苍凉孤绝的声音，剧中有一段阿东在情绪抑压下的奔跑出逃，让人联想起法斯宾德在《羞耻》里的那场夜跑，那也是内心万千声音呼啸而过的无言外化。无声有时胜有声，于是我得说除了黄的南音腔调与畸零的噪音骚动外，那些铺排得很满的钢琴声就显得拖了后腿，有点过于煽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