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的万历帝在身体和心理上已做好亲政准备，但生母慈圣皇太后依然拿他当小孩，要张居正辅佐他到三十岁。张居正担心高位不可久居，真心“乞休”，欲还政于万历帝，可惜得不到批准。这是万历帝对张居正由亲至怨转变的重要契机。

张居正画像

耕藉礼与谒陵礼，标志着十八岁的朱翊钧已经成年，他独立治理朝政的条件成熟了。

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他不想让人们议论自己把持朝政不放，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便于三月二十二日提出“乞休”请求，意在归政于皇上。这篇奏疏写得颇有情感：

“

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畀以论思之任。壬申之事（即隆庆六年穆宗顾命之事），又亲扬末命，以皇上为托。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

”

这九年来，他任重力微，积劳过虑，形神顿惫，血气早衰。虽然仅年过半百，但须发变白，已呈未老先衰之态。从此以后，昔日的聪明智虑将日就昏蒙，如不早日辞去，恐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这是他深为忧虑的。所以他又说：

“

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大礼大婚，耕藉陵祀，鸿仪巨典，一一修举。圣志已定，圣德日新。朝廷之上，忠贤济济。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

有鉴于此，张居正向皇上提出请求“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

这篇奏疏不加掩饰地透露了张居正辅政九年之后的真实心态。尽管他对权位是热衷的贪恋的，但也不得不作深长的计议，以免前功尽弃，中途翻车（也就是他所谓“驽力免于中蹶”）。尽管他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皇太后、皇帝对他尊重备至，恩礼有加，但伴君如伴虎的后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况且已经过了精力最旺盛的时期，繁重的政务，错综的人际关系，新政的重重阻力，都令他形神憔悴，疲惫不堪。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他的归政乞休请求，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谋策略。

此时此地的张居正仿佛隐约地有一种身后必不保的预感。他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谈起为他建造三诏亭的事，说：“作三诏亭，意甚厚。但异日时异势殊，高台倾，曲沼平，吾居且不能有，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哉！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张居正归葬亡父时，一天之内接连收到皇上三道诏书，湖广地方官引为一时之盛，在江陵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此事竟使张居正联想到骑虎难下之势，联想到历史上两位与他相类似的大臣——霍光、宇文护。

霍光像

霍光，西汉时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字子孟。昭帝年幼即位，他与桑弘羊等同受武帝遗诏辅政，任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侯。昭帝死，他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又废刘贺，迎立宣帝，前后执政达二十年之久。但宣帝却视霍光为芒刺在背，霍光死后，家族遭到牵连被杀。民间俗语说：“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宇文护，北周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人，一名萨保，西魏时任大将军、司空。恭帝三年（556年）继宇文泰执掌西魏朝政，次年拥立宇文觉登天王位，建立北周，自任大冢宰，专断朝政。其后废宇文觉，另立宇文毓，又杀宇文毓，另立宇文邕（周武帝）。终以专横为宇文邕所杀。

张居正联想到霍光、宇文护的下场，不免有点惶恐，还是急流勇退吧！朱翊钧却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这时的他，虽然已有元辅威权震主的感受，却还不曾有背负芒刺的体验。于是便毫不犹豫地下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政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咛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他在疏中流露了近来惴惴不安的心情：“自壬申（隆庆六年）受事，以至于今，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中遭家难，南北奔驰。神敝于思虑之烦，力疲于担负之重。以致心血耗损，筋力虺隤（疲极而病），外若勉强支持，中实衰惫已甚。餐荼茹堇，苦自知之。恒恐一日颠仆，有负重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只是请假，并非辞职，不过是请长假，“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朝闻命而夕就道。

慈圣皇太后画像

朱翊钧有点踌躇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不曾意识到元辅张先生的威权震主，也并非不想早日亲操政柄，只是如此重大的人事更动，他作不了主，事情还得通过“垂帘听政”的母后才行。于是，他把元辅张先生要求请假的事，向皇太后请示。慈圣皇太后的态度很坚决，恳切挽留张先生，对儿子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朱翊钧这才拒绝了张居正的请假。他提起笔来写了一道手谕，把慈圣皇太后的慈谕原原本本地告诉张先生。司礼监太监孙秀、文书房太监邱得用奉旨前往张府递送皇上的手谕。张居正叩头拜读，但见皇上如此写道：

谕元辅少师张先生：朕面奉圣母慈谕云：“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应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朕恭录以示先生，务仰体圣母与朕惓惓倚毗至意，以终先帝凭几顾命，方全节臣大义。

显然，慈圣皇太后对朱翊钧亲政还很不放心，对张居正的信赖仍一如既往，所以亲自定下了要张居正辅佐朱翊钧到三十岁的规矩。

皇太后如此明白无误又毫无商量余地的表态，大大出乎朱翊钧与张居正的预料。这一决定，使朱翊钧颇为尴尬，在母后眼里，自己还是个孩子，“内外一应政务，尔尚未能裁决”，不得不打消尽快亲政的念头。所谓辅佐到三十岁云云，似乎意味着，张先生在世一日，亲政便一日无望。物极必反，朱翊钧对张居正由亲至怨的转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这样就埋伏下一旦张居正死去，必将有所发泄的心理因素。对于张居正而言，皇太后既然说“今后再不必兴此念”，岂敢再提“乞休”之事，除了感激涕零，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摘自樊树志著《万历传》，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标题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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