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总坐着个戴眼镜的姑娘。她的金属镜框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每次翻书前都要先用指腹推推鼻梁上的镜片，仿佛那是层需要校准的薄膜。我注意到她时，她正对着玻璃上的雨痕发愣，水珠蜿蜒过镜片映出的世界，把窗外的法国梧桐泡成了一团团流动的绿。
那天我恰好忘带眼镜，整个世界都浸在磨砂玻璃般的朦胧里。管理员递来的借阅单上，字迹像被水洇过的墨团，姑娘忽然凑过来，镜片后的眼睛弯成月牙：“第三行是索书号，我帮你抄吧。” 她的笔尖在纸上划过，我盯着她睫毛投在镜片上的阴影，忽然意识到近视的人都有双格外专注的眼睛，像在雾里寻找信号灯的航船。
她叫林小满，医科大学眼科专业的学生。第一次戴眼镜是在小学三年级，那天课堂测验，她盯着黑板上的数学题，发现那些数字开始长出毛茸茸的边。母亲带她去验光，医生用镜片在她眼前交替更换，直到她说 “看清了”—— 那一刻，窗外的麻雀突然有了清晰的羽毛，远处楼顶的避雷针像根银针扎在蓝天上。
“但很快又模糊了。” 小满摘下眼镜，指尖按着眼角，“就像给气球打气，总觉得还差一口气。” 她的眼镜度数每年都要增加一百多度，初中时已经离不开厚厚的镜片。有次体育课跑八百米，眼镜滑到鼻尖，她伸手去扶，脚下一绊摔在跑道上。镜片碎了，细小的玻璃碴嵌在掌心，血珠渗出来，和眼泪混在一起。
高中教室的第一排永远留给近视最深的学生。小满坐在那里，抬头就能看见黑板上被粉笔灰覆盖的公式。她的同桌是个从不戴眼镜的男生，总能在她看不清投影仪上的字时，迅速报出答案。有次晚自习，男生忽然递来一张纸条：“其实模糊也挺好，晚霞不会被窗框切成碎片。” 那天的晚霞确实很美，橙红色的光漫过窗户，把整个教室染成透明的琥珀。
大学里的验光室总是排着长队。小满穿着白大褂坐在里面，看着学弟学妹们轮流坐到验光仪前。他们大多和她当年一样，带着些许焦虑和好奇，在 “清楚” 与 “模糊” 的交替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镜片度数。有个戴美瞳的女生摘下隐形眼镜后，几乎看不见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 “E”。“我以为戴美瞳能让眼睛看起来更有神。” 女生揉着发红的眼角，“没想到现在摘下镜片，连镜子里的自己都认不清了。”
医院的眼科门诊永远忙碌。小满跟着导师出门诊时，见过太多因近视困扰的患者。有个程序员连续加班一周后，突然发现眼前总有飞蚊般的黑影；有个高三学生为了应付体检，偷偷滴了散瞳药水，结果看东西模糊了好几天；还有个老人，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恢复了，却因为多年的近视，一时无法适应清晰的世界。
“其实眼睛和大脑一直在打架。” 小满在一次科普讲座上说，“大脑会自动修复模糊的图像，就像给照片加了滤镜。但当近视度数超过一定范围，大脑也无能为力了。” 台下坐着一群小学生，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戴上了眼镜。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手：“医生姐姐，近视了是不是就不能当宇航员了？” 小满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曾有过同样的疑问，那时她梦想着登上月球，看清楚地球到底是不是蓝色的。
周末的公园常有老人带着放大镜看报纸。小满有时会坐在长椅上观察他们，看他们如何用颤抖的手调整镜片与报纸的距离，如何在阳光下眯起眼睛辨认模糊的字迹。有次她看见一位老先生，把报纸举得很远，又慢慢拉近，反复几次后，他叹了口气，把报纸折起来放进包里。“人老了，眼睛就像蒙了层雾。” 老先生对她说，“年轻时总觉得视力好是天经地义，老了才知道，能看清东西是多大的福气。”
雨天的公交车上，人们的眼镜片总会蒙上水汽。小满看着窗外模糊的街景，忽然想起导师说过的话：“近视不是眼睛的缺陷，而是身体对现代生活的适应。” 城市的霓虹灯在湿漉漉的车窗上晕开，像一幅印象派的画。她戴上眼镜，世界瞬间清晰起来，公交车站的站牌、行人的表情、路边店铺的招牌，都变得棱角分明。但她知道，这种清晰是有代价的，镜片后的世界，永远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
深夜的宿舍里，小满有时会摘下眼镜。电脑屏幕上的字变成一团团光晕，室友的说话声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想起白天在门诊遇到的那个小男孩，他刚做完近视手术，缠着医生要看清楚窗外的鸽子。当护士解开他眼睛上的纱布时，小男孩突然欢呼起来：“我看见鸽子的羽毛了！是灰色的！” 那一刻，小满忽然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
窗外的雨停了，月光透过云层洒在书桌上。小满戴上眼镜，翻开一本眼科专著。书页上的文字清晰可见，那些关于角膜、晶状体、视网膜的描述，像一张精密的地图。她知道，自己正在这条通往清晰世界的路上前行，而这条路的尽头，或许是更多人眼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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