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团里的光阴

祖母的樟木箱总锁着股潮湿的檀香味。我七岁那年暴雨冲垮了后院篱笆，她踩着木梯翻找备用钉子时，箱子从阁楼上摔下来，滚出半箱缠成蛛网的毛线。青灰色的粗线沾着霉斑，宝蓝色的细绒线还保持着团状，最底下压着件没完工的婴儿毛衣，袖口处的桂花针像两串冻住的星星。

邻居阿婆们闻讯来帮忙拾掇，手巧的三婶母捏着断线头啧啧称奇：“这是三十年前的上海货呢。” 祖母蹲在满地狼藉里不说话，枯瘦的手指反复摩挲毛衣下摆，那里有片歪歪扭扭的补花，是用零碎线头拼的小鲤鱼。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母亲出生那年，她连夜赶织的，针脚里还裹着当年产房外的月光。

母亲总说她遗传了祖母的急性子，却没承袭那份耐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在纺织厂当质检员，车间仓库堆着成捆的腈纶线。午休时女工们围坐织毛裤，她总躲在角落里练习，针脚歪得像爬动的蜈蚣。有次给父亲织围巾，藏青色线团用了一半突然发现织反了花样，气得她把竹针折成两段。

那年冬天特别冷，父亲在乡镇中学当老师，晚自习要到十点才回家。母亲下班后踩着雪去供销社买线，回来时睫毛上都挂着冰碴。她把毛线团塞进被窝焐着，就着昏黄的台灯拆了又织，手指冻得通红也不停歇。那条围巾最终织得歪歪扭扭，却成了父亲最宝贝的物件，每年冬天都要拿出来围上，说比任何名牌都暖和。

我第一次拿起棒针是十二岁。班级要为山区孩子捐御寒衣物，手工课老师教我们织围巾。粗笨的竹针在我手里不听使唤，线团滚到课桌底下，勾住了前排男生的鞋带。他猛地站起来，毛线扯成了乱麻，我窘得差点哭出来。后排的小雨默默递来她的线团，说：“我教你吧，我奶奶说线和人一样，得顺着性子来。”

小雨的奶奶曾是苏绣艺人，晚年眼睛花了，就改织毛衣。她教我们用钩针勾小花，说每种针法都有讲究：平针像田埂，起伏针像波浪，元宝针最厚实，适合北方的冬天。我们把勾好的小花缝在围巾两端，蓝的像星星，粉的像桃花。寄包裹那天，老师说山区的孩子收到这些围巾，肯定会觉得冬天都亮堂起来。

大学毕业后我在城市打拼，租的房子朝北，冬天格外冷。有天整理旧物，翻出小雨当年送我的钩针套装，突然想织点什么。小区门口的毛线店老板娘是个胖阿姨，看见我对着毛线架发呆，就热情地推荐：“试试马海毛吧，软乎乎的，织条披肩正好。”

马海毛的纤维像蒲公英的绒毛，沾在毛衣上不容易清理。我织了拆，拆了织，常常在深夜对着半成品叹气。有次老板娘来送新到的毛线，看见我满桌的线头，笑着说：“当年我给我家老头子织毛衣，也总这样。后来发现啊，织东西和过日子一样，不用追求完美，暖和就行。”

她的话点醒了我。我不再纠结针脚是否整齐，只是顺着心意织下去。阳光好的午后，我把毛线团放在窗台上，看着金丝雀落在旁边啄线头，心里竟生出久违的平静。那条披肩最终织得并不精致，边缘还有几处歪歪扭扭，却是我最珍爱的物件。天冷时裹在身上，仿佛能闻到阳光和毛线混合的温暖气息。

去年冬天，我带着披肩去看望小雨。她开了家手工工作室，教孩子们织毛衣、勾玩偶。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照在墙上挂满的作品上：有憨态可掬的小熊，有色彩斑斓的杯垫，还有件迷你版的婴儿毛衣，针脚细密，像极了祖母当年未完成的那件。

小雨指着那件婴儿毛衣说：“这是我女儿的，她下个月就要出生了。” 她的肚子已经隆起，手里还在勾着小鞋子，粉色的毛线在指间翻飞，像只轻盈的蝴蝶。我突然明白，那些缠绕的线团里，藏着的不仅是温暖，更是一代代人传递的爱与牵挂。

窗外的玉兰花落了又开，毛线店的老板娘添了新孙子，开始织更小号的毛衣。我偶尔还会去她店里转转，看新进的毛线颜色，听她讲街坊邻居的琐事。有时拿起棒针，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恍惚间仿佛看见祖母坐在煤油灯旁，母亲在台灯下呵着气搓手，小雨的奶奶眯着眼睛穿线……

线团在时光里滚动，缠绕起无数个寻常日子。那些看得见的针脚里，藏着看不见的光阴，在岁月里慢慢发酵，酿成最醇厚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