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展，四大文献首次四合一_四大文献数据库是什么

　　甲骨文（雨、月、旬）

　　缀合后甲骨的拓片

　　居延地区出土的《永元器物簿》

　　居延出土《秋射简》

　　《钦定天禄琳瑯书目》

　　《地藏十王图》

　　《观世音经》

　　《永乐大典》

　　 ◎王建南 展览：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 展期：2023年1月23日-4月1日 地点：国家典籍博物馆 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历史是客观的？是放眼望世界的中国人的眼光，还是西方人的眼光？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让我们了解到中国人从二十世纪初起如何运用自己的方法和智慧来丈量这片千年土地上历史变迁的步伐，从而以大量的考古实证回应了上述的提问。 殷墟甲骨 众所周知，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作为汉字的源头，甲骨上到底刻写了什么？其发现过程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哪些中国人为此奋斗了终生？这些疑问在第五展厅的第一单元均可以找到答复。 甲骨主要指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时用的龟甲、兽骨，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至今，甲骨已发现约15万片，甲骨文单字数量逾4000字。其实，甲骨早已被挖掘出来，并流传于世上，只不过对于甲骨上文字的认定到了1899年才发生。当时身为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对中药铺买来的“龙骨”反复端详，发现上面的一些奇异刻划与青铜器上的金文有些相似，他决定对此深入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懿荣共收购有字甲骨1500余片。他初步认定，这些甲骨上刻写的古老文字是3000多年前商代人卜测生死凶吉的记录。王懿荣因此被尊称为“甲骨文之父”。 继王懿荣之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成为甲骨发掘和研究的四位具有开拓性的学者。龙骨到底来自何处呢？罗振玉经过缜密推断，多方打听，认为河南安阳小屯是探寻甲骨之谜的起点。甲骨文出土地确定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派董作宾赴安阳调查殷墟甲骨出土情况，由此开始了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 王国维为识别与释读甲骨上文字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卜辞研究中发现有两片甲骨可以缀合，拼接成一条比较完整的商王世系卜辞，从而考定了“报乙-报丙-报丁”的次序，修正《史记》相关记载之误。董作宾用另外一片甲骨对这两片进行缀合，进一步完善了商王世系，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逐渐浮出水面。原来，商代占卜时主要参与者3人，占卜的商王、贞人和卜人。大体流程是：先取出整治好的甲骨，由贞人说明卜问内容，再由卜人烧灼甲骨钻凿处，使其在正面出现卜字形裂纹，最后由商王根据卜兆的形状判断吉凶。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甲骨文对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摸清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居延汉简 简牍是中国古人在纸张发明前采用的主要书写材料，是古代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简”呈长条形，多为竹质或木质；“牍”的幅面较宽，多为木质。简牍以笔墨书写，错谬之处以削刀削改。据推测，至少在殷商时代，我国就开始使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现存最早的简牍实物为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的战国早期。 汉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大破匈奴，陆续在黄河以西设立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开辟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公元前102年，汉武帝于今额济纳旗和金塔县境内设立了居延、肩水二都尉，修筑烽燧塞墙，派遣戍边吏卒屯卫，作为河西走廊的屏障，并切断匈奴与羌的联系。 从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发现1万余枚汉简起，迄今总共发现了三批居延汉简，内容大多数为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对此却几乎没有记录。戍守居延最重要的任务是“候望”，即查望北方匈奴入侵敌情，及时点燃烽火预警。随着简牍的整理与研究不断深入，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年前居延戍边生活的细节点滴。 敦煌遗书 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西接西域，东望中原，北至漠北，南枕祁连，是沙漠中的绿洲名城，传奇千年的西北重镇。 敦煌遗书于1900年6月被王道士意外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第17窟（即藏经洞）中。这批文物是写本时代最大一宗书籍遗存，总计6万余号，由4世纪至11世纪的多种文字构成，内容涵括宗教文献、四部典籍、官私文书和非汉文文献，涉及中古时期几乎所有学科，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流散，引发了敦煌学的诞生。这是一门跨越文明、时代与各学科的综合性、世界性学问，其研究对象从敦煌遗书扩展至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历史文化及中亚、东亚、南亚等相关问题。 展厅中展示了十多件藏经洞出土的珍贵佛经，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善恶因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为敦煌处于吐蕃和归义军统治时期（唐五代宋初）由僧人法成讲述或翻译的经文。当时的寺院不仅是宗教机构，还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综合场所。敦煌佛教呈现出世俗化特点，为研究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活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发端于南北朝时印度来华僧人菩提达摩；正式形成于唐前期，以慧能的传教活动及其所著《坛经》问世为主要标志。敦煌遗书中保存有禅宗文献300多件，国家图书馆藏《圆明论》《禅门经》《七祖法宝记》都是失传已久的唐代禅宗北宗文献。 敦煌遗书中四部典籍的数量颇为可观，经部即有1328号，然大多被西方人劫掠。国家图书馆所藏总计有200余号，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敦煌深厚的积淀和影响力。 敦煌遗书发现至今已逾百年，从上世纪20年代始，学者们奔赴巴黎、伦敦，抄录拍摄敦煌遗书，刊发图录，拓宽了敦煌学研究领域。50年代后，英、中、法三国收藏的敦煌文献相继被制成微胶卷，敦煌学向纵深发展。90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收藏敦煌遗书的各个机构公布所藏文献并集结出版，敦煌遗书刊印工作也初步完成。以此为基础，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广泛深入探讨，逐渐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明清档案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向来被视为施政的重要参考。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系统性总结时期，明清两朝编修典籍之风大盛，丛书、类书流传至今。清代内府所刊刻的图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其中既有修撰的实录、圣训、玉牒等，也有内廷各机构奉旨编写、刊刻的各类“御制”“钦定”书籍，部院则例和大量满文图书。 得益于档案贮藏与管理机制的完善，大量档案文献得以系统保存下来。皇史宬，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档案库，为明清两朝国家典籍和皇室档案的重要收藏地之一。清末内忧外患，大量藏于宫禁的档案遭劫掠损毁，部分珍档散佚于世，历经磨难。时至今日，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千余万件明清档案，体系完备，内容丰富。 展厅中摆放的金匮选用楠木制成，原存放于明清两代皇家档案库皇史宬正殿内，用以盛装皇帝的实录、圣训等典籍。至今留存下来的金匮共152座，是明清档案文化的实物体现。最令大众感兴趣的是关乎“雍正帝即位之谜”的康熙帝遗诏。康熙帝于临终前（1722年）起草的诏书内容包括训诫臣工、决定皇位继承人及安排自己的后事等，其在最后写明由皇四子胤禛继承帝位。 清代宫廷方方面面的生活实况也在档案中。比如“样式雷”家族所设计制作的宫廷建筑烫样；比如每日为皇帝准备的饭菜均在内务府中有详细记载；甚至还有宠物饲养记录。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作为上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四大发现”，长久以来分藏于不同地点的相关部门。本次展览首次将分藏于各处的四大文献荟萃一堂，集中了多种类型的珍贵文物文献共249种，382件，是迄今为止“四大发现”文物最大规模的展览，有利于从整体的角度了解考古遗存从发掘到深入研究的过程，从中一窥推动中华文明从诞生到发展的共同文化基因，为大众系统性地接触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工程提供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