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要和卢布联手? 这恰恰踏进了美国设下的地缘陷阱”

【导读】2023年3月28日，中海油与道达尔能源之间通过人民币结算完成进口液化天然气交易，标志人民币在油气资源跨境贸易结算上迈出实质一步。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从IMF特别提款权比重到国际使用频率数据看，人民币也正在逐步成为美元、欧元之外的第三大世界货币。因此，有评论认为，中国应该抓住美元体系信用下滑的机遇，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演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通过梳理美元体系在地缘政治升级的当下国际社会中的变化及其影响，批判了三种典型的错误观点，提出了对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的预期和政策建议。

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以后，卢布价值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宗商品作为“货币之锚”的作用，制裁本身也影响了美元在国际社会的信用。在这一语境下，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三种观点：一，国际货币体系将重回商品货币时代；二，国际货币体系可能走向“碎片化”；三，人民币应与卢布联合，扩大影响力。针对三种观点，作者指出：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信用”，重新用“商品”锚定将对国际流动性造成根本性桎梏，而不具有足够信用度的货币也没有安全性，不可能真正进入国际货币体系。当下，美元体系虽然面临压力，但卢布的短期走强反而帮助美国打击了欧元，提高了美元的控制力。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未来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是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大货币根据贸易、投资的区域化相适应，形成三大“货币版块”，而到达这一板块化结果的过程也将是漫长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人民币与中国的国际金融信用紧密相关，通过技术手段快速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必须坚持锁定全球化，深化金融改革，提高法治信用，国内国外同步发力，扩大开放，实现内外“共荣”。本文原刊于《经济发展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李晓、 陈煜来源｜《经济发展研究》地缘政治冲突、国际货币体系调整与中国的战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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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问题的提出

自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世界在经历大国博弈与疫情肆虐的双重冲击后再次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的考验。直接来看，俄乌冲突显著加剧了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系统的三重危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受到严重打击。IMF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从5.9%下调至3.6%，世界银行则将全球经济增速从4.1%下调至3.2%，受波及的经济体多达143个，波及范围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6%。在冲突可能陷入持久僵局的背景下，连锁反应仍在进一步发酵。早在冲突尚在酝酿之时，便有人将此次危机比喻为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当然，现代人类社会在核制衡背景下发生世界战争是难以想象的，但作为全球冲突和压力的一个集中爆发点，本轮俄乌冲突推动了世界格局从渐变转向突变，很可能在“大疫情”“大通胀”（很可能是“大滞胀”）的基础上，加剧全球性的“大分裂”。表面上看，俄乌冲突使大国间的态度和立场出现巨大分歧，究其本质，更可能加剧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西方分裂。

俄乌冲突带来的冲击已经在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显露端倪。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全方位的金融、经济制裁，俄罗斯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裁措施——其中尤以针对“不友好国家”能源出口的“卢布结算令”最具代表性。该举措短期内对稳定俄罗斯卢布地位和经济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卢布在2022年3月11日对美元汇率跌到谷底后止跌回升（2月24日至3月11日，俄罗斯卢布累计对美元贬值达40.11%），4月24日恢复至冲突前水平并持续上扬，当前已突破0.017并达到2015年以来的历史高位。从2022年初算起，卢布汇率上涨11%，堪称今年世界表现最佳的货币。由于对俄能源依赖度高，欧美对俄制裁持续难产。欧盟外交部长会议围绕对俄石油禁运提案激辩六轮仍未通过，与2022年初相比，俄罗斯石油出口量已反弹至冲突前水平，出口收入增长了50%，每月销售额接近200亿美元。在天然气供应方面，在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简称“俄气”）签有供气合约的54家企业中，约半数已在俄银行开设卢布账户。

正因如此，近来国内外学术界出现三种值得关注的观点：一是认为“卢布结算令”将动摇美元甚或美元体系的根基，国际货币体系将向以黄金和商品支撑的货币体系转变，即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I”；二是认为美国金融制裁将促使国际货币体系走向“碎片化”；三是认为俄乌冲突及其造成的地缘政治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甚至主张人民币与卢布联合。上述观点反映了学界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调整与全球金融治理困境的思考，也反映出学界对美元体系长期以来带来的风险、成本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冲击的焦虑。鉴于这些问题涉及中国经济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系，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崛起的外部环境变化及其应对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需要在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逻辑、运行机制及其变化趋势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肃、理性的思考。

本文试图阐述三方面问题：一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运行机制是怎样的？二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趋势和前景如何？三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实施怎样的战略对策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崛起？

 2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及俄乌冲突的影响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美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既是货币权力格局的反映，又与国际生产、贸易、投资逻辑相协调。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小镇举行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会议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标志着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正式形成。美国凭借战后初期超强的绝对经济实力、占全世界70%的黄金储存量和庞大债权，推动形成了以美元绑定黄金（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货币以固定汇率绑定美元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正式行使世界货币职能。该体系并未彻底改变自1816年英国率先采用的金本位制度，世界仍处于商品货币时代。

战后，随着世界经济迅速恢复并发生深刻的结构性调整，跨境资本流动和全球货币需求迅速增长，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难以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元在承担国际货币与主权国家货币职能之间的矛盾（即“特里芬难题”）日益凸显：一方面，美元供给受到黄金储备的硬性约束，在国际储备货币与国际清偿能力之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矛盾，使得市场对美元信心产生严重动摇；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在“僵硬”的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削弱，非储备货币国家承担起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严重限制、牺牲了各国经济发展动力。随着系统性矛盾不断积累，尤其是美国黄金储备日愈少于对外负债，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史称“尼克松冲击”）；1973年，试图维持旧格局的《史密森协定》也宣告失败，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1976年，世界各国在牙买加会议上以法律形式认可了货币停止兑换黄金、汇率自由浮动，国际货币体系正式转变为美元体系即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美国建立起一套以国家信用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该体系形成了由生产、贸易和金融结构（粘性权力），知识、观念和制度结构（软权力）以及安全结构（锋利权力）等三种权力互相拱卫的结构性权力，通过建立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商品美元还流机制和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等得以系统运行。美元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使得美国成为史上“例外的”的新型霸权（金融霸权），并构建起一套与历史上霸权国家全然不同的凭借货币金融权力控制世界的全球体系。更重要的是，美元体系更改了人类长久以来的金融逻辑，即将“债权人逻辑”更改为“债务人逻辑”：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借贷关系中，美国不再遵守维护债权人利益、欠债还钱且要求债务人必须做出相应调整的习惯、规则，而是开始实施维护债务人利益、欠债不还且要求债权人必须做出调整的规则。

这种以美国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美国向全世界提供流动性的限制被解除。货币创造驱动债务增长，进而促进商品和财富增长，各国经济增长潜力在美国制造业向外转移和流动性提供的过程中得到释放，彼此间的经济联系通过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日益密切，客观上促成新一轮全球化的持续高涨。另一方面，美元体系并未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业已造成的系统性矛盾，同时却给世界带来新的风险和成本。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跨境私人资本流动增长迅速，国际收支失衡进一步强化；汇率制度由固定转向浮动，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与短期震荡提高了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和风险；由于摆脱“黄金魔咒”后美国主权货币创造几乎不受任何外部约束，使得美联储货币政策在关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必在意对全球造成的外溢性影响，其公共产品的性质日益淡薄；此外，美国利用自身对美元体系的掌控，肆意对其他国家发动金融制裁且趋势愈演愈烈，仅2000年以来，美国发动对外金融制裁数量便从912项增加到9421项，增长幅度达933%。

美国货币政策内向化、美元体系“武器化”以及体系内国家对美元体系的非对称依赖，使它们承担着日益增多的风险和被动调整责任。这些都迫使世界各国对美元体系进行反思，主张加强全球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其多元化的呼声显著高涨。

在当前的美元体系下，美元仍旧保持着顶级货币地位（图1），但职能正在出现结构性弱化。长期以来，美元承担着远高于该国在全球产出和贸易中体量份额的货币职能（图2）。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之后，美元的地位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1999年到2021年底，美元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已从约71%降至59.5%（下降11.5个百分点），全球支付份额从72%降至39.9%（下降32.1个百分点）；即使是从短期观察，美元各项职能比重也有明显变化：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美元除了在跨境融资（52.7%升至58.9%）、国际债券投资（47%升至63.9%）领域受量化宽松政策推动其地位有所提升外，从2019年第四季度到2021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官方外汇储备（62.4%降至58.8%）、贸易计价（50.4%降至40%）、SWIFT支付（42.2%降至40.5%）等领域的比重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在美元各职能比重下降的同时，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趋势有所增强。储备货币职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其中，美元储备货币职能的转移份额主要体现出三个重要变化：

第一，美元储备比重的下降并未与三种传统主要货币（欧元、英镑和日元）的比重上升对应发生。欧元维持在20%水平波动不大，英镑与日元各自在3-6%波动区间内合计小幅上升2个百分点（图3）。值得一提的是，在“货币多极化”的呼声持续多年后，欧元在国际支付市场份额在2020年9月、2021年6月两度短暂超过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支付货币。

第二，传统主要货币之外的“其他货币”在全球储备占比中的存在感有所增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现有美元体系的不对称依赖与系统性风险，除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外的“其他货币”在结构上出现了三个变化：一是人民币自2009年推行国际化战略以来快速发展，国际储备比重在2021年底已达到2.4%（图4），但人民币的增量只占从美元储备转为其他货币储备总量约1/4，且储备国家的多元性有待提升；二是西方国家中较小经济体货币的储备比重明显上升，吸收了美元储备比重下降部分近3/4（图4）。从整体来看，“其他货币”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从2007年的2.0%迅速攀升到2013年的6.7%，澳元（澳大利亚）、加元（加拿大）和瑞士法郎（瑞士）三种货币合计在历年动态存量中占到“其他货币”的2/3以上，澳元和加元在动态增量中比重超过一半；三是区域性货币出于贸易投资和其他跨境需求，货币互换和持有增长迅速，历史上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微乎其微的区域货币已超过国际总储备额2%的水平，与人民币储备比重相当。

第三，在其他主权货币难以对美元形成有效替代和挑战、全球金融治理改陷入停滞的情况下，数字货币从“边缘地带”对国际货币格局形成体系外冲击。伴随国际结算需求主体“去中心化”、大型科技公司服务网络的有效普及，以及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并对变革支付体系持更开放的态度，以比特币（Bitcoin）、天秤币（Libra）等为代表的各种形式的数字货币在全球交易中迅速扩大，尽管它们在波动性、合法性及交易生态等各方面仍存在短期内难以克服的问题，但客观上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受此推动，各国央行主动或被动地相继推出和加快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实验、推广与布局。CBDC的兴起有可能在跨境支付、区域货币和超主权货币等领域带来深刻变革，进而促使各国央行储备资产布局加速转变。综上，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虽然仍旧属于该体系的边际性调整，但的确面临着诸多新的变数。一方面，储备货币的结构性变化表明，迄今为止的货币多元化仍旧是发达国家内部的货币权力让渡（或分散），考虑到美国有效的国际货币协调能力以及发达国家货币总体比重仍超过95%的客观事实，那种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会在短期内出现重大调整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动向和趋势又在为国际货币体系调整带来新的变数：一是美国经济政策内向性、国内改革困境以及国际实力的相对下降和美元权力的“武器化”滥用，都在严重削弱其信用基础及其相关的市场预期；二是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和影响力增大，它们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持有更开放的立场；三是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和新技术、新经济生态的迅速构建和发展，既有美元体系之外的新型货币形态及其发展趋势越来越难以被忽视。（二）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态势（1）俄乌冲突及其对全球主要货币的影响俄乌冲突引发全球主要货币的短期剧烈波动，并使主要经济体货币承受更大的长期压力。作为冲突直接波及的区域，欧洲主要货币受到市场情绪的强烈冲击，卢布、欧元和英镑等欧洲货币在2022年3月初先后达到币值底部后回调，市场消化冲击后重新回到各国经济复苏基本面与央行货币政策预期轨道上来；美国作为全球面临危机时相对最为安全的投资市场和避险地，再次吸引资本回流。美元指数受本次冲突影响，加速了去年业已开始的抬升趋势；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货币汇率（以日元、人民币为代表）在冲突初期并未做出直接反应（资本市场动荡更多是与欧美资本市场情绪的共振传导）。随着冲突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和供给预期逐渐收紧，输入型通胀压力持续攀升，全球经济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开始承受更大压力，并将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货币产生普遍性的长期压力。

对卢布的影响：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随即对俄罗斯展开新一轮更严厉、全方位的金融、经济制裁。卢布对美元汇率暴跌，截至3月7日最低点，卢布累计对美元贬值超45%，但在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后卢布汇率触底反弹，于3月31日恢复至冲突前水平。当前，卢布维持着强势表现，美元对卢布汇率已接近60，西方国家希望打压卢布、切断俄罗斯战争经济来源的企图在短期内未能达到效果（图5）。基于此，再加上全球通胀水平居高不下等背景加持，尤其是考虑到欧洲主要经济体对俄能源依赖程度难以在短期内降低，卢布汇率短期内有可能保持稳定的回旋空间。但从中长期来看，卢布将承压非常大的压力，贬值动能可能显著增加，原因有两点：一是欧洲改变对俄能源依赖的政治决心及其能源结构的重大调整，很可能改变国际能源格局，使得俄罗斯既有的地缘能源权力受到更大限制甚至失效；二是随着俄罗斯遭受制裁的增多尤其是与世界经济脱钩的加剧，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将受到显著削弱。对欧元的影响：作为俄乌冲突直接波及的全球重要货币，欧元走势屡受冲击。若将俄乌冲突观察视角限定在前两个月，欧元受到的影响尚可承受。由避险情绪驱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于2022年2月25日小幅下跌不到1%，市场随即迅速消化冲突影响，转而重回对美联储政策紧缩的预期兑现中。但当俄乌冲突由短兵相接演化为长期消耗，欧元便受到系统性的长期拖累，其疲弱的经济基本面和复苏态势均遭遇沉重打击。当前，全球通胀预期脱锚，欧洲央行计划于2022年秋退出负利率政策，能源、难民、资本逃离等冲击叠加可能使欧洲陷入经济衰退乃至严重滞胀的风险。截至2022年8月9日，欧元对美元汇率相较2月份冲突前已累计下跌超过10.36%，欧元币值再度与美元接近平价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临界点，对市场信心可能造成二次影响。从社会经济发展与福利制度的长期视角来看，俄乌冲突使得欧洲起码面临四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是俄乌冲突迫使欧洲各国增加军备负担，不仅一些国家要求加入北约，而且主要国家如德国已经宣布放弃长期以来固守的和平发展道路，实施再军事化；二是伴随大批乌克兰难民的涌入，欧洲各国的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增加；三是能源结构调整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都将增加欧洲国家的巨额财政负担；四是战后乌克兰重建，也将对欧盟财政问题提出挑战。尽管俄乌冲突对欧洲福利制度进而对社会经济稳定的具体影响有待观察，但无疑将对未来欧元的走向和地位产生不利影响。对美元的影响：冲突爆发第一周，资本即逃离欧洲涌向更安全的美元资产。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单周下跌14%，收盘为1.683%；美元指数则在一周内上涨2.1%，加之投资者对美国经济预期强于全球其他市场，两方面因素共同将美元指数推升至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图5）。截至2022年6月8日，美元指数已升至102，为2003年以来最高水平。根据历史经验，美元地位可能重演2008金融危机后不降反升的情景，原因有两点：一是疫情对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造成普遍冲击，而美国的经济状况仍是相对“最不烂”的一个，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强力刺激下，美国经济率先复苏，使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强于其他经济体；二是每当全球面临经济金融动荡或巨大外部冲击时，美元流动性的重要性都显著提升。例如，2021年6月以来，受美联储实施紧缩政策的市场预期影响，美元指数持续上升，以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20年新冠大流行期间，美联储通过互换额度、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FIMA）回购工具提高自身货币地位等。面对可能到来的经济衰退甚至是滞胀，美元地位大概率仍将得到强化。（2）俄乌冲突加速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整体来看，俄乌冲突无疑将使全球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明显加快。无论是将俄罗斯排除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之外，还是冻结俄央行资产等制裁行动，实质上都是美元体系“武器化”使用的突出表现，这将产生两方面后果：第一，透支美元体系的系统性权力。美国联合西方国家采取对俄罗斯采取的金融制裁，充分体现出美元体系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高昂成本。尤其是此次对俄罗斯采取的全面的金融、经济制裁，将促使其他国家深刻意识到地缘政治因素将在未来国际储备配置中的权重，降低购买美国资产的意愿，或将导致美元体系循环机制及其逻辑发生变化。在这一调整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将不得不对外汇储备做出相应调整，采取多元化配置及相关措施予以应对；在主权货币信用受到冲击的条件下，黄金等大宗商品与超主权货币或将获得更多重视；相应地，资本流动管理也将受到更多关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亦会受到严重影响。第二，干扰甚至破坏全球金融治理体系。2008年以来，如何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一直是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议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一系列金融制裁，不仅极大地伤害美元体系的信用，在IMF内部改革进展不畅的条件下，全球金融治理将呈现更加激烈的国际博弈，甚至使得全球金融治理出现更大的分裂迹象。 3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板块化与地缘政治化的博弈可以肯定，本轮俄乌冲突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一场常规地缘政治冲突的波及范围。以往的经济学研究认为，经济依存度上升会显著抑制地缘冲突的发生和进展。一方面，贸易对双边关系的稳定作用及其带来的福利效应，会显著降低政治利益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和投资形成的沉没成本亦会抑制政治关系紧张（或防止地缘冲突激化），冲突双方的商业交往仍然按照惯性维持。然而在本轮冲突中，上述理论观点受到现实的严峻考验。尽管俄罗斯是全球（尤其是欧盟）最重要的粮食、能源和稀有矿产供应国，双方形成的重要经济纽带并未对冲突的爆发以及随后的大规模、全方位制裁带来明显的抑制作用；相反，西方国家迅速做出政策调整以维护自身的“政治正确”。现实变化提醒我们，应将更多经济系统外的结构性因素纳入研究视野（如国际权力和秩序的结构性演变、金融周期的影响等），单一的经济学逻辑或割裂的观察视角将会导致严重偏误。从结构性视角来看，俄乌冲突将给现行美元体系的底层逻辑带来深刻变化。一方面，美元体系的信用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本轮俄乌冲突中，美国利用美元体系的系统性权力，通过“领土空间挤压”挑动俄罗斯，再以“金融空间封杀”进行遏制，体现出美元系支撑的“金融帝国”的全新权力行为模式。这种将美元体系“武器化”使用的强大力量和极限效果，对世界各国起到强烈的震撼和警示作用，客观上严重侵蚀了美元体系的信用及其权力基础。另一方面，世界秩序正在出现重大分化，当今世界正在从全球化转向地缘政治化，这将增大美元体系面临的不确定性。原本在“全球化分裂”的时代，欧洲是世界主要地缘政治板块中最不确定的一环。俄乌冲突改变了一切，美国不仅在这场地缘冲突中实现了“弱俄”“控欧”，在亚太方向围堵、遏制中国的举措也更为激进。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俄乌冲突以什么方式结束，它本身正在造成世界秩序的分化，使得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转向地缘政治化。美欧对俄制裁已经开启了美元体系的地缘政治化进程，“信用政治化”意味着美元及其资产的信用保障只能存在于美国及其盟国或政治友好国家之间。在这一进程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分裂，两种体系对立越来越可能变为现实。基于对现行美元体系的深刻反思和俄乌冲突带来的系统性颠覆，国内外学者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向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提出了三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本文试图围绕这些观点进行讨论。（一）观点一：国际货币体系将重回商品货币时代这种观点认为，美欧对俄制裁及俄罗斯的反制裁将严重损害美元信用及其国际地位。不仅美元需求会出现断崖式下跌，卢布结算令更将动摇美元信用根基，甚至“敲响西方信用货币的丧钟”，由此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将向“布雷顿森林体系III”转变，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以“黄金与战略资源”为锚定物，重回商品货币时代。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对货币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误读，主要理由如下：首先，恢复实物交换是违背货币客观发展规律的倒退。历史上，货币经过漫长演化，先后经历从自然实物到规制化金属货币，再到金本位制纸币，最后发展成为脱离实物锚定而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信用货币。甚至在形式上，目前信用货币也越来越多地向电子货币和数字货币形式转变。可以发现，为了更好地为价值交换服务，货币不断调整表现形态、提升使用效率。本质上，货币逐渐脱离其载体或者其内在价值的束缚，越来越依靠其外在价值高效地发挥其价值尺度与通行权证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币值不仅需要保持相对稳定，更需要一国货币总量与该国主权范围内可交易财富的价值总量相适应。因此，货币与少数几种战略物资挂钩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这无异于重返通货紧缩时代。其次，虽然国际货币体系在长期内呈现多元化趋势，但美元的主导地位不会马上发生改变。事实上，自20世纪六十年代，关于美元衰落的呼声就从未中断。但现实情况是，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元依然占据着独一无二的顶级货币地位。判断美元主导地位或美元体系能持续多久，实质上取决于美元体系自身的演变，确切来说，可以归纳为美国具备的“五个优势”与持续面临的“三个威胁”之间的博弈。就美元体系的优势而言，一是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经济仍将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相对更强的；二是美国发达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以及由此衍生的大规模美元交易所形成的网络外部性，有利于维持美元地位；三是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以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巨头是吸引外国资本持续流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支撑美元地位的重要力量；四是美元作为“协商货币”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强化美国对于美元相对衰落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即美国能够利用强大的货币外交，谋求盟国对美元进行政治支持；五是美元体系目前缺少替代品，即便是与其地位最接近的欧元，也因欧洲金融市场相对落后，无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用以发行以欧元计价的国际通用的金融商品。这说明，即便顶级货币地位在相对下降，也不意味着其他货币地位的自动提升。与此相对应，美国也在中长期内持续面临着“三大威胁”：一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加剧，政治极化，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则是走向孤立主义，这对美元体系具有致命威胁；二是美国将美元体系“武器化”使用，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开始远离、防范美元体系；三是美国经济体系、经济结构的高度金融化，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遭到破坏。上述“五大优势”和“三个威胁”之间的博弈，可能是影响美元体系未来的重要变量。但无论怎样，美元体系的衰落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最后，“卢布结算令”并不能真正动摇美元体系。“卢布结算令”开创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将货币与实物资源（资产）挂钩的先例。但其是否意味着可以开创一个新的货币体系并动摇美元地位，起码应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卢布结算令”乃是应对制裁的被动反应，是将俄罗斯自2014年也已推行的“隐秘的去美元化”转为“公开的去美元化”。这一措施可在短期内维护卢布汇率、国内物价和社会稳定，但从中长期看，不仅无法挽回俄罗斯被剥离出全球化的进程，也是对其在欧洲能源市场上的地位（权力）的重大打击。更重要的是，与美元体系武器化类似，俄罗斯同样试图将能源权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权力“武器化”，其巨大的反作用力同样不容忽视。二是如上所述，伴随科技进步、经济扩张和市场交易的日益频繁，国际货币被锚定的已非其内在价值属性，而是其外在属性（主要是信用）。这种变化早已被历史上一系列经验教训所证明。所以，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III”无异于重返紧缩时代，而这正是金本位制度留给人类最为深刻的教训之一，因而不会被国际市场所接受。三是从货币权力的格局来看，“卢布结算令”甚至有助于稳固美元的国际地位。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对美元冲击有限，至多会产生边际性影响，但长期看对欧元却影响巨大。一方面，本轮俄乌冲突中俄欧双边博弈很大程度上将欧元剔除出了俄罗斯对外贸易、金融体系；另一方面，目前“卢布结算令”的具体实施是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平行进行，并未发生实际的贸易结算。在此过程中，欧洲企业先将欧元存放在俄罗斯金融机构在欧洲银行允许开设的欧元账户中，再以此为抵押向俄罗斯央行申请相应额度的卢布贷款，最后存入企业在俄罗斯商业银行的账户内。实际上，这部分欧元资金作为买方借贷卢布的抵押，不得不退出了流通和资产交易过程。这意味着，天然气贸易的卢布借贷越多，就会有越多的欧元被冻结。欧元成为卢布发行扩张的储备资产，本质上被卢布替代了。因此，俄乌冲突及“卢布结算令”的实施，并不能动摇美元体系，反而可能会帮助美元遏制并削弱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欧元，从而有助于美元体系的稳固。（二）观点二：国际货币体系可能走向“碎片化”与重回商品货币时代相比，这种观点似乎更有现实依据。所谓“碎片化”是指美元储备资产的地位下降，其他主要货币承担部分国际货币职能，地区货币比重上升，同时大宗商品也会在储备资产中获得份额。那么，美欧对俄罗斯全方位的金融制裁会导致国际货币体系走向“碎片化”吗？我们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虽然作为美元体系“武器化”使用的恶果，频繁发动对他国的金融制裁正在使全球储备货币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难以出现“碎片化”趋势。一方面，不能高估因美国发动金融制裁所可能导致的其他货币储备地位提升的程度，因为美元资产的不安全并不意味着欧元、日元等资产的安全，类似的联合制裁行动使得所有传统储备资产的安全性都成为问题。另一方面，因地缘政治冲突形成的个别小型区域货币集团，恐怕更难成为趋势或主流。这主要是缘于四个方面：一是这些小型货币区的“安全性”往往很成问题，难以为国际市场所认同；二是这类区域货币集团内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低下，金融压抑明显，市场的广度、深度不够，难以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三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制化程度不高，契约性不强，对货币“信用性”扩张不利，无法提供大规模的通用国际金融商品；四是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其货币币值“稳定性”不强。上述原因决定了，即使顶级货币的地位在短期内受到削弱，但替代货币的相对高风险和高成本也难以将结构性调整推向更远。实际上，在美元体系面临日益增多的风险、成本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明显内向化的条件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很难出现一种主权货币替代另一种主权货币的现象，而是有可能出现“板块化”趋势——与贸易、投资的区域化相适应，呈现出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大货币区板块。但无论如何，这将是一个长期化的进程，而且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崛起、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以及中国同美国、欧盟和周边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状况等因素高度相关。理论上，三个板块的货币体系尽管交易成本较高，却有可能是相互制衡和稳定的，在此基础之上的全球金融治理是必要的和可行的；然而，一旦地缘政治化的“两极”货币体系得以形成，所谓的治理将不复存在，因为前者意味着合作，后者意味着对峙，国际货币体系将面临两种前景的激烈博弈。（三）观点三：人民币应该与卢布走向联合部分学者认为，美元体系的“武器化”对美元信用造成重大打击，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机遇。人民币应通过金砖国家等框架扩大影响力，甚至提出人民币与卢布的联合。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赞同国际货币体系的地缘政治化、顺应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错误观点，无异于自我边缘化，应该是中国极力避免的战略选择。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地缘政治化需要满足两种假设或至少其中之一。从地缘政治化的前提来看，两种货币本身出现体系性的重大差别：或是锚定物不同，或是分属不同的信用货币；同时，两种货币在外部市场使用与储备等领域占比相近，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相当，这也能出现两种或多种货币不相上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局面。然而事实上，就目前俄罗斯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的占比来看，不仅无法构建一个完整的区域货币体系，更无法承载该体系的稳定运行。即便卢布锚定黄金、能源能够成为某种区域性货币，那么意味着世界上将形成“信用货币vs商品货币”这样一个对立的货币体系，这无异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地缘政治陷阱。这个“商品货币”体系在市场深度、规模的局限尤其是政治经济规则和制度上的特征，无疑将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地缘政治化”：它不仅完全脱离美元体系，而且形成体制或政治上对立、经济上相互排斥的两个货币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该体系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致力于推进全球化的国家的战略取向是相悖的。其次，两个体系下对中国最有利的是信用货币体系而非商品货币体系。要知道，无论是在信用货币还是商品货币领域，现阶段中国均无自主设置运行规则的能力。在俄罗斯占优势的商品货币领域，中国更加没有主动权，只能被动进入，这是由中国客观的自然禀赋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在信用货币领域，中国则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开放，依靠金融深化发展，提升国家和市场的法治与信用水平，达到应有的货币国际化目标。实际上，这是中国唯一可能通过自身努力而实现货币地位提升的途径。最后，人民币并非必须在美元体系的“进”与“出”中间做二元选择。一是中俄两国之间的战略方向存在着实质性冲突。与俄罗斯嵌入全球化的程度和渠道差异很大，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全套的制造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的地位以及巨大的内外市场潜力，因而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于维护全球化与国际博弈的集体行动逻辑。二是中国的战略选择空间巨大。虽然当前的中欧关系因地缘冲突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长期向好的趋势仍然存在。在经历俄乌冲突前期的“亢奋期”之后，西方各国社会内部的注意力将转向经济复苏和对冲突的深刻反思，理性的声音与观念将有所提升。这些都将使未来中欧深化合作成为可能。中欧关系的深化和紧密发展不仅可避免被美国形成“战略合围”，更可通过集体行动逻辑避免自身单打独斗。三是中国对美元体系的重要性与俄罗斯存在显著差异。主张人民币与卢布联合的观点，实际上设有一个隐含前提，即人民币在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的极端情况下中国应转而走向与卢布联合的路径。然而，无论是中国在美元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全球化参与程度远远高于俄罗斯），还是西方国家即将要面对的经济滞胀或衰退等周期性、结构性问题，都将使其自身承受更大的“调整敏感性”，其具体操作也将远比对俄罗斯的制裁更加复杂和困难。因此，中国在战略实施路径或手段上应保持与俄罗斯应有、可控的正常关系，不应陷入地缘政治化的陷阱。 4 中国的战略对策（一）中国崛起的性质与关键在探究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中的中国战略对策前，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崛起的性质是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一万美元；202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人民币。截至2021年末，中国GDP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已达17.7万亿美元，吸收外资1.15万亿元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1 451.9亿美元，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公司超过130家。相当长时期以来，国内一直将开放视作“用市场换技术”或“与狼共舞”、增强自身竞争力的过程，而没有从“进入系统的过程”这一视角来认知。实际上，中国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不仅是贸易、市场和技术的开放进程，更是货币金融的开放进程，是加入美元体系的清算、交易系统，利用美国巨大的最终商品市场赚取美元储备、锚定美元信用，并通过美元体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崛起的本质是“美元体系内地位的提升”。正是由于四十多年来中国成为美元体系最主要的受益者，也成为该体系最主要的支撑者，也自然成为该体系运行中成本和风险的承担者。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中国必须时刻关注这一体系运行的成本与风险。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客观需要，但它的目标不是要颠覆“美元体系”，而是为了减少或避免在“美元体系”中的成本和风险。换言之，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作为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应尽力避免国际货币体系的地缘政治化，通过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共同协商、合作，在抵御美元体系风险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期达到制衡美元体系及其权力日益内向化的目标。第二，金融在中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是什么？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必须理性、冷静地认识到，金融发展以及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地位的提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核心不是技术的而是法治建设基础上规则、制度调整和改革。与前四十年中国以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不同，今后四、五十年中国面临的更重要课题是金融发展。金融深化与发展不仅可以抵制美国的“脱钩”图谋，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条件，更是支撑中国可持续崛起的战略需求。由于制造业发展与金融发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有着明显的差别，以深化改革实现金融深化和发展，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十分必要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二）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下中国的战略对策俄乌冲突对于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巨大，国际货币体系更有滑向地缘政治对立的危险。美国采取“领土空间挤压”与“金融空间封杀”的战略步骤谋求弱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是其“金融帝国”霸权模式的充分体现。因此，借鉴俄乌冲突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金融、经济制裁的教训，中国应该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对策：第一，从前四十年的“融入全球化”转向“锁定全球化”。俄罗斯遭受全方位金融、经济制裁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其对乌克兰发动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但其重要的根源或背景，无疑是其经济改革（“休克疗法”）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失败，这从当下俄罗斯在全球GDP和世界贸易中较小的占比可以得到明显的佐证。其结果，使得美国发动对俄罗斯金融、经济制裁对自身的直接伤害或影响非常小，可以放手实施。因此，针对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的图谋，中国应以更大的力度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融入全球化”转变到“锁定全球化”，增强同发达国家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市场关联程度，通过商品、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巨大的吸附性力量，形成国内外市场的共存共荣，防止全球化分裂或脱钩，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政策调整的敏感性或成本。第二，将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由迄今为止的“门槛式开放”转向“规则、制度型开放”。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提出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决策，其本质涉及积极推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应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其核心是调整过去40年以“门槛式”开放即以市场准入为主的做法，以规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为主要方向，目标是促进建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新的包括市场需求、金融发展以及更高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在内的全方位的国际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该在继续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促进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进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时代的金融业发展对制度尤其是法治体系的依赖度都是非常高的。法治化基础上的信用体系构建，是摆脱“金融抑制”、推进金融深化发展的重要步骤。无论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升级还是金融深化发展，都是关系到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制度安排、法治水平、社会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安排等一系列“发展组合”的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规则、制度型开放”、实现更大程度和规模的与世界市场经济规则的接轨来实现。第三，调整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路径。首先，从货币职能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来看，应该改变迄今为止人民币国际化注重“向外发力”的战略，通过更多的“向内用力”，推进在岸金融市场的改革与深化发展，以国内金融发展、发达的金融市场建设，向全球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通用金融商品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货币发展史证明：一方面，如果没有具有广度与深度的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以高效地配置资源，使得本币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货币，一国货币是无法真正实现国际化的；另一方面，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货币金融发展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非常高，仅仅依靠技术手段无法弥补制度缺陷。今天，数字货币作为技术领域的应用性进步，无法绕开以法制化的规则、制度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建设。因此，那种认为可以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通过央行数字货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论点，是不切实际的。其次，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或地缘战略上，鉴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很有可能出现“板块化”——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大货币板块的趋势，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或地缘路径应该更加集中在周边地区，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战略路径稳步推进；另一方面，从理论和历史经验来看，在等级制度森严的货币体系中，“挑战货币”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撼动“在位货币”地位的，因而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层面应重视两个问题，即在目标上应以恢复国际货币体系的“债权人逻辑”为核心，在手段上要依靠集体行动的逻辑。由此，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中国应在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内抓住两个基本点：其一是推进与欧盟等重要经济体的金融合作，通过推进集体行动以行使“债权人逻辑”；其二是在东亚地区积极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在重点地区提升人民币的各项货币职能。需要指出的是，货币合作问题的本质是政治协调。大国间开展货币合作的集体行动的重要前提，是达成必要的价值观共识，这是合作可以走向深入、持久的基础。对此，中国不仅要充分利用在周边或东亚地区丰厚的共同文化基础，更需要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内政、外交等各个领域进行必要的、更为深入的调整和改革。

*文章原刊于《经济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

资料 |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编辑丨万无香

审校丨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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