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张宏杰的《简读中国史》？（简读中国史读后感1500）

如果要理解中国现实，需要理解中国历史，需要更深入的理解中国文化，就需要熟悉更大视野的世界历史。如何比较东西方历史，如何在严格厘清史实的基础上评价历史，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参照来比较东西方历史，一直以来都是很有争议的话题。

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评论非常著名，“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也认同这个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治乱循环没有善治，二十四史皆帝王将相家谱，中国的专制政治黑暗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在我看来，以西方当代的价值观念为准绳，去评估前现代中国的历史，是南辕北辙。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具有现代性的因素”，也是对中西方历史的很大误解。

引用学者李零对历史比较的看法：

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中，中国走在了后面，我认为这与中国的大一统、帝制和思想资源有关，但又不止于此，还有很多偶然因素。“旧石器时代有300万年，新石器时代

有1万年，史时期有6000年”，从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到现在的21世纪初，不到五百年，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时间很短。未来的人类文明，中国能带来什么价值，创造出什么成就，可以自信的看待。

黄仁宇不认同中国去模仿西方并与自己的历史决裂：

张宏杰最近出版了新书：《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得到葛剑雄、许纪霖、许知远等推荐。作者说：“中国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在中国与世界的有机互动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这个写作抱负很大，我认为这对历史学家来说非常的有挑战。

张宏杰先生的观点，我持不同意见的有：

1、“中国两千年间，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政治技术的不断演进”，我同意这个判断；后半部分，“皇权越来越重，相权越来越轻，甚至皇权可以完全取代相权，影响中国方方面面的发展”，我同意一半。中国的帝制，汉唐时代，和宋，到元明清三朝，差异显著，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科举是在宋朝成熟，是重要过渡，文官制度也在这一时期成熟；皇权不断稳定，看似一家独大，但受到官僚政治的制约，受限更大，明朝中后期，宦官权力的扩大就是皇权和官僚阶层矛盾的表现，皇权受到大规模压制，这一点和东汉中后期皇权受到世家门阀制约的情形完全不同。清朝继承明朝政治，选取的教训和作出的革新就是最大化压制文官阶层，“文字狱”是一个最犀利的工具。清朝皇权的空前扩大是因为可以把满族纳入皇权的根基，而明朝的分藩制度削弱了皇权甚至埋下了动摇朝廷根基的隐患。

2、“从秦朝到清朝，中国思想文化基本都是沿袭先秦诸子，原创性的成就不多；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历代沿袭秦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因此在历史上，就体现为不断的治乱循环。”这一点是我最不认同的。一方面是历朝官制、礼仪、法度、文化、经济、时代风貌都相差甚远，另一方面是制度沿革和演进，是有脉络可循。中国“治乱循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突破前现代国家的物质基础。

3、“小自治体被打散，统一成了一个大共同体，政治权力纵向一竿子捅到社会最底层，汲取能力空前提高。”第一点，中国秦朝建立郡县制后，在县以下都是有“自治”的传统，前期是贵族，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就是这样，后期靠乡绅，明清底层秩序靠中小地主阶层维持。第二点，不同朝代对底层资源汲取能力差别很大，明朝政府税收不高，而清朝可以“摊丁入亩

，官绅一体纳粮”，并且对商业有空前的控制力。

4、“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处于半自治状态”，“中世纪的农奴基本权利受到保护”，“上一层有义务向下一层提供免遭人身和财产侵害的保障”，欧洲没有出现官逼民反这一现象；在中国范围内，只有汉族有“农民起义”的现象，这与政府汲取能力缺乏制约相关。我认为这个论断是最大的谬误，土地和财富高度集中，人口增长过度，大部分农民和佃户失去生存保障，这才是中国古代王朝崩溃的原因，而皇权在这一过程中是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5、“为什么西方商业发展，能导致自治城市的出现，而中国却不能”。中国在前现代，商业发展程度不逊色与西方，甚至远远超过；欧洲的资本主义能迅速发展，“自治城市”不是主要原因，大航海、殖民扩展奠定的资本原始积累

才是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的产生要求变革政治制度和保障政治权力，这才有现代国家和制度的产生、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