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以色列的命运曲线为什么如此不同?(2020年中国与以色列真实关系)

2023-05-27 14:24:44

 

中国人和犹太人交往不多,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中国人和犹太人同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列。

四五千年前在亚欧大陆最早建立了辉煌文明的一批民族,比如建造了金字塔的古埃及人,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的古巴比伦人,以及古亚述人和古腓尼基人,都已经在历史沧桑中不知去向,只有中国人和犹太人抵抗住了时间的淘洗,硕果仅存。他们不仅顽强地继承了祖先们的血统(虽然与其他民族有过大范围的融合,但是并没有丧失本民族基因),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至今还基本保留着祖先们几千年前的文化特征。

时至今日,中国汉人特别是农民,生活中仍然充斥着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为人处事依然恪守血缘和“拟血缘”原则,精神结构和汉唐的农民没有什么质的区别。这是孔子和孔子以前的中国人留给他们的精神遗产。

而犹太人特别是正统派的犹太人也相信上帝规定的生活方式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他们在生活中顽强地坚守着公元前一两千年形成的一系列古老习惯,比如行割礼,守安息日。很多人顽强地或者说偏执地永远戴着那顶黑圆帽,穿着厚厚的黑外套,即使盛夏也不脱去。如果让他们回到《圣经》时代,他们也许会比生活在现代社会更如鱼得水。

第二、两个民族都崇尚中庸,强调和谐。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犹太教核心法典《托拉》的真谛是“有害于已的,勿施同胞。”他们做事都讲究适度,善于妥协和让步。因此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和犹太人都具有做事圆通、善解人意、乐于应酬、注重实惠、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善于妥协等等“东方品质”

第三、流散到国门之外的中国人的命运与流散中的犹太人更是惊人地相似。他们很难与当地文化顺利融合,往往抱团扎堆,形成唐人街或者犹太社区。他们表现出特殊的经商才华,迅速成为当地的富有阶级,又往往都会成为侨居国社会矛盾的替罪羊,时不时遭到大规模的抢劫和屠杀。

第四,两个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都很突出

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央,天朝上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代中国人认为“夷狄”是介于人与野兽之间的一种动物,“犬羊之性,饮毛茹血”。

而在犹太教中,一条基本的教义就是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在世界万民之中是最受上帝垂青的,并且和上帝立有约定,世界末日时,上帝必然救赎他们。《圣经·申命记》中说:“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因此犹太人一直认为,他们天生就与众不同,是天之骄子。犹太文化从诞生那天就弥漫着一种“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

除此之外,这两个民族还有一些其他的相似之处。就像李慎之先生总结的那样,他们一样都是极其勤劳的民族;一样都是极其节俭的民族;一样都是善于经商的民族。当然,最常被人提起的是以下这个共同点:两个民族都非常重视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因此在欧美的大学生中,犹太学生与中国学生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学生。以至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两个民族。

在全世界范围内,相去遥远又有着如此多相似之处的一对民族,仅此一例。

                          二

不过,两个民族的不同也一样引人注目。

最主要的不同,是这两个民族命运曲线的不同。

在摩西带领下逃出埃及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了一千多年。这一千多年间,他们建造了高大辉煌的圣殿,向世界奉献出了《圣经》,出现了大卫王和所罗门王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犹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罗马人统治了巴勒斯坦之后,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被全部摧毁,并且被用犁铧翻耕成平地。他们如同一盆被打翻的水,流向四面八方:向东流亡到了印度和伊朗,向西流到了英国和意大利,向南流到了炎热的非洲,向北流到了寒冷的高加索。

两千年里,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土地。两千年间,因为坚守独特的宗教,他们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遭受着无穷无尽的歧视、迫害和屠杀。在近代之前,犹太民族的命运一直是一条滑落曲线。

然而,从近代开始,这个一直在灰暗的命运中苦苦挣扎的民族突然迸发了惊人的活力。

一个已经消失两千年的国家,居然能成功地在原地复活。同时复活的,还有被遗忘了两千年古老语言。

新生的弱小以色列,竟然能连续六次击败比它强大得多的阿拉伯联军,在枪口下的沙漠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一个地狭人稀、战事不断的中东小国,却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尤其令中国人感兴趣的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却生存着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基布兹”。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农村公社都消亡了之后,它却依然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

                            

中国人的上古时代和犹太人一样辉煌,甚至更为辉煌。当以色列人在“流着蜜和奶”的迦南建造神殿的时候,中国人在黄河中下游创造了规模更大的华夏文明。

在犹太人被罗马人征服后,中国人则创造了更大的奇迹。犹太人流离失所的两千年,正是中国人安享和平和繁荣的两千年。这两千年中,中国人建起了世界上最有效律、最严密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大部分时间东亚这片封闭的土地处于统一和稳定之中。中国人集全国之力,建造了举世瞩目的长城和大运河。

用现在常用的说话,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华民族在各方面都全方位地领先于世界。甚至到了康乾盛世之时,中国人仍然可以傲视全球,没有敌手。而犹太人一直到此时,都是一个除了经商天才外默默无闻的民族。

然而,就在犹太民族诞生了第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精英人物,比如海涅、迪斯累利、马克思的时候,中国却开始了衰落。打西方的炮舰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世界中央之国,一再受到凌辱。从此之后,中国踏上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缓慢地、被动地进行着艰难的自我调整。

从这之后,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世界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发明创造和中国人没有关系。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已经大为恢复,然而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仍然没有回到鸦片战争时的状态。硬实力虽然显著增加,但软实力却仍然有短板。

中国人古代曾为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而犹太人近代以来为世界贡献甚巨:1907年迈克尔逊精确测定了光的速度,1908年李普曼发明了天然彩色摄影技术,1969年盖尔曼发现了“夸克”,1915年威尔斯泰特发现了植物色素和叶绿素,1962年佩鲁茨测出了蛋白质的精细结构,1989年奥尔特曼发现了RNA自身具有酶的催化功能,1918年哈伯发明了合成氨,1980年吉尔伯特测定了人类DNA顺序的方法(伯格则研究操子基因重组DNA分子),1908年埃尔利希发明了梅毒的近代化学疗法,1930年兰德施泰纳发现了人类的四种血型,1945年钱恩同别人一起发现了毒霉素,1952年瓦克斯曼发现了链霉素,1959年科恩伯格发现了RNA和DNA的生物合成机制,1976年布鲁姆伯格发现了乙型肝炎的起源和传播机制,乳罩、避孕药、牛仔裤、原子弹、氢弹等都是犹太人发明的,以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为代表的犹太人为自然科学的理论贡献更是不计其数,不再详述。

                         

造成这种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地理原因。

上帝对中国人,比对犹太人要宠爱得多。他把犹太人放到了中东沙漠的狭小绿洲里,而他给中国人提供的土地要肥沃和宽广得多。考古学家的工作成果证明,中国文化形成初期是多中心、多元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大地上诞生了许多文明的萌芽点,如同星辰一样,散落四方。在东方,有山东的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南方长江流域,有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在燕山山系,有红山文化。在西部,有齐家坪文化。西南,则有四川的三星堆。

中华文明就是在这种文明点的相互交流撞击中不断融合,不断实现质的飞跃。最终,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河南一带的原始部落在交流中取得了最高的文明成就,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出现了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荣誉之所以被河南独占,不是因为它的文明起源最早,也不完全是因为它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主要是因为它处于八面来风的地理位置。它恰处于各文化点的中心,与周围各个文化区交流都非常便利,从其他文化中吸取到的信息和营养最全面最充分;与此同时,它受到周边文化区的冲击、压力最大,遇到的挑战也最严重,因此也需要它做出最强有力的反应。正是因此,它的发展最快,最早确立了优势地位。

在黄河中游形成的华夏民族,开始了不断向外扩张的进程。他们不断地与周围民族冲突和交往,并把它们逐步同化。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文化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异质营养,促进了汉文化的发展壮大。所以说,在文明的初起阶段,中国是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的。

但是,当整个中原地区都获得了充分的开发之后,民族交流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动力消退了。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特点是封闭性。与地中海沿岸相比,中国大陆是个内向的闭合体。它的西北是帕米尔高原,虽与外界有丝绸之路一线可通,但断断续续。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成为中国西亚及东南亚之间交往的天然障碍。北方蒙古草原人烟稀少,自古视为“大漠”。而东南部则是浩瀚的大海,对于一个非海上民族来说,它的阻隔作用比陆地还要严峻。这种地理环境把中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难通消息。这种阻隔是如此有效,以至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来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也是无功而返。

从先秦开始,中国人的视野就被局限在中原地区,传统的中国观是中国居于世界中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认为自己的文明永远高于周围的四夷。

中古以来,在欧亚大陆,中国成为与外界交流相对较少,成为欧洲人眼中最神秘的国度。和世界其他大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和个性化。在数千年间,中原和外界的交往被简单地限定于和北方草原民族的战争或者和亲。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让古人感觉不到探索外部世界的必要。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天命。犹太人被命运驱赶,四处流亡,却最终获得了世界性的眼光和思维习惯,“兴于忧患”。中国人被上天眷顾,安放进隔山限海的安乐之境中没有外部压力地生活了几千年,最终却在鸦片战争以来屡次外部刺激面前反应迟缓,应对乏力,导致了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型的艰难与吃力。

但是,天命从来不是不变的。凡事天命居其半,人力亦居其半,正所谓心能尽性,人能弘道。现在,大海和天空已经向中国打开,现在交通条件下,中国已不再是难以交往的“远东”。现在是我们敞开心胸,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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