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熟文化与泰伯奔吴（90个故事说南京3）-电脑启动蓝屏0x0000000a

说到湖熟，我首先想到的一句谚语，叫“苏湖熟，天下足”，现在才知道，这句从南宋才开始流传的谚语远比我们今天要说的湖熟要晚的多，当然也不是一个意思。湖熟，或作胡孰。从秦汉时候已经存在的地名可以算作是历史悠久了。有人说，这两个字最早是胡孰，后来才演变为湖熟的。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是单从字的变化上看，该不是和五行缺水有关吧。

关于湖熟地名的演变，刘宗意先生的《湖熟——南京附近史前文化遗址考察记》中倒是说出了不一样的推断。刘先生发现在不同的文献中使用的“Hu”“Shu”两个字不尽相同，但没有明显时间上的渐变关系。比如，《史记》中是“湖孰”，《汉书》中是“胡孰”，《后汉书》中是“湖熟”，还有《三国志》中是“湖孰”，以后《晋书》中是“湖孰”、“湖熟”，南朝史书中是“湖熟”。这里面“湖”和“胡”与“熟”和“孰”的变化也是不同。根据《辞源》的解释，“孰”是“熟”的本字，所以两个字换来换去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古人可能就是当做一个字用的。而“湖”与“胡”仅仅是读音相同，意思上则是完全不同了。后来刘先生居然从“五德终始说”上找到这些字变化的依据，我反正是被绕得有些晕，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索下看看。

湖熟这个地名，虽然存在久远，但是从古到今，最大的建制也就是县了。虽然曾经有过胡孰侯国，但是想来那个时候的侯国也不比现在的一个镇子大。就是这样一个不重要非典型的地名，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典型史前文化的名称呢？当然是和这里率先发现了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史前文化有关。

说到这里，到底是谁揭开了这个神秘史前文化的面纱呢？和前面两个故事一样，依然会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这个人叫钱立三。我们在讲前两个故事的时候，总是说它的发现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但是偶然后面也有必然的因素存在。今天的这个发现故事，则是感觉有些必然多于偶然。

钱立三，祖籍句容，但是出生在徐州。家庭条件还算不错，年纪轻轻便到上海大厦大学读书，但是受战争影响没有读完。个人喜爱考古，经常一个人在徐州周边转悠，搜集古石器和碎陶片。1938年，日军进犯徐州， 钱立三随父亲出逃到四川避难，还不忘带上一箱沉重的石器和陶片，但是途经武汉时沉船，人虽然获救了，那些石器和陶片永远沉没在了江底。后来就随父亲又回到了老家，在附近的湖熟镇租了房子开设了一个“源和酒店”。虽逢乱世，但是钱立三对考古的热情依然不减，前面捡到的石器和陶片都已经葬身江底，没关系，那就再捡。钱立三利用闲暇时间在湖熟镇四处搜寻，再次捡到不少的石器和碎陶片。

1949年建国初，曾昭燏在南京博物院主持举办了《从猿到人展览》。钱立三专程前往参观，居然从展览的图片看到和自己捡到的差不多的陶片和石器。这让钱立三先生欣喜若狂。又经过一年的搜集，等到手中积累足够多的陶片和石器后，于1951年大年初五，迫不及待地赶往了南京博物院，请那里的文物专家进行判断。博物院的文物专家经过研究判断，钱立三带来的东西极有价值。随即，一支有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和南京大学胡小石教授牵头的考古工作组在钱立三的带领下出发了。由此便揭开了湖熟文化的面纱。

湖熟文化遗址大多在河湖沿岸的土墩山丘上为主（因此称作台形遗址），建材有用火烤的痕迹，最具特色的工具是印纹陶的使用，仍以石器为主要的工具，但已具有青铜器铸造的技术。从农具和动物骨的遗迹判断，农业、畜牧业有一定的水准，但从大量狩猎工具的出土来看，渔猎仍十分重要。从大量卜骨的出土可看出当时人喜好占卜。从现在已经发现的200多处湖熟文化遗址来看，大多集中在秦淮河流域特别是湖熟镇一带，所以称为湖熟文化也不为过。

湖熟文化代表的是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器时代这么一段跨度很长的时间。而这一段时间南京所处的位置应该是一片相对蛮荒的地方，和黄河流域的烽烟四起诸侯国林立相比这里还是十分安静和落后的。直到有一个叫泰伯的人和他的弟弟仲雍一起来了之后。

泰伯奔吴的故事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杜撰，是根本不可能的。今天不讨论这个故事的真伪，我也没有能力进行辨析。如果它是真的，则正是从这个故事开始，南京所在的地区开始一步步走进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如果它不是真的，南京所在的地区也是从这个相当的时间段开始逐渐崛起的。

我们前面所讲的都是近现代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的故事，看不到创造文化的主人公。而后面的故事就开始逐渐地过渡到这些真正创造历史文化的人物身上，正是这些或精彩或血腥或不可思议的故事组成了我们的文化史。而我想在湖熟文化之后讲一下泰伯奔吴也是想要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过渡。

泰伯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孔子都对他交口称赞，称其为“至德”之人。之所以评价这么高，主要原因则是泰伯“三让天下”的故事。话说 周王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即泰伯、仲雍和季历，从名字上可以看出，顺序就是老大老二老三。不知道这个古公怎么想的，老大老二不考虑，偏偏想要立老三季历为接班人。据说季历的儿子姬昌出生时有祥瑞出现，一只红色的鸟嘴里衔着写有贺文的丝绸出现在窗台，而且屋子里金光四射。这让古公亶父很是兴奋，大叫 “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或者说为了立老三为接班人而故意搞出来的动静。

泰伯知道了父亲的心思，为了成全父亲，便和仲雍托辞采药到南太行， “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此为一让，算是用行为表示让。但是你这样不行啊，别人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所以古公亶父死，泰伯回去奔丧，季历还是让泰伯继承君位，泰伯坚辞不受，老二有样学样，于是都让季历继承君位，这应该算是第二让。季历死后还有一让，那个时候兄终弟及很流行的，虽然季历是弟弟，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泰伯和仲雍想要坐上君位应该不难，但是他们还是让给侄儿姬昌即周文王继承，这应该算是第三让。为了让大侄子安心，兄弟两个又来了一个泰伯奔吴的故事，远遁一千多公里，来到了据说是现在的无锡梅里，自称勾吴。

泰伯奔吴的故事虽然饱受质疑，但是在很多有关南京的历史书里面都会提到，比如薛冰的《南京城市史》这样写到，“周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奔荆蛮”，没有选择湖熟文化区留居，而是选择了较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吴地。周人和当地土著共同建立了吴国，而周人带来相对先进的中原文化，也促使吴文化趋于更快发展。”张新奇的《南京传》则是重新对泰伯奔吴的故事进行了演绎。所以关于泰伯奔吴给当时南京所在的地区的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还是受到不少人认可的。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居然看到一个今年3月份的新闻《 皖南首次发现粟黍遗存，“泰伯奔吴”或带动北粟南移》，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变相的认可这个故事呢？

最后再说一个让我有些困惑的事情，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成语“难分伯仲”的来历，说的就是泰伯仲雍两兄弟，兄长要礼让王位、弟弟也随之礼让，兄长千里迢迢奔赴吴地，弟弟伴随而行。这样一对亲兄弟之间的感情深厚，形如一人，难分你我。后人将泰伯和仲雍之间的美好关系，用“难分伯仲”来称诵。然后又看到成语“不分伯仲”，我想当然以为这两个成语难道不是一样的吗？但是它的出处却是 三国·曹丕《曲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意思是分不出第一和第二。我有些懵了，你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