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时有三位特殊的开国上将，他们为何“特殊”呢？

1955年，新中国给在战争年代具有赫赫战功的55位将领授予了上将军衔，1956年和1958年又分别授予了两位上将，这样下来一共是57位上将，但是在这57位上将中有3位上将显得尤为特殊，为什么特殊呢，因为他们三人是从国民党阵营中起义过来的。因为他们巨大的功勋，所以在1955年也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三位上将分别是陈明仁、陶峙岳和董其武。

1、陈明仁上将

陈明仁是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两次东征，在惠州战斗中，他奋勇杀敌，第一个登上城楼，在庆功会上被蒋介石当场提升为营长。

土地革命时期，陈明仁先后升任团长、旅长、师长等职，但是因为性格倔强，对上不恭而受到排挤。1935年调到陆军大学第13期学习。

抗战爆发后，陈明仁率部参加了九江保卫战和桂南会战，1941年因在昆明顶撞蒋介石被明升暗降，调任为71军副军长。1944年陈明仁升任军长，跟随中国远征军参加滇西对日军的反攻作战，他率部攻克了号称坚无不摧的松山要塞，又攻克龙陵，一举歼灭当地的守军。

抗战胜利后，陈明仁被派往东北战场，1947年四平之战时，陈明仁率领71军坚守四平，抵挡住了林彪的进攻，战后升任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并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然而不久，陈明仁被告发纵兵抢粮而被撤职，调到南京担任总统府参军这样的闲职。

1948年，陈明仁调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武汉警备司令兼第29军军长、第1兵团司令，期间与倾向和平的湖南省主席程潜有密切的接触。1949年8月，陈明仁与程潜率部通电起义，所部被改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陈明仁亦担任兵团司令。

也因这次起义，陈明仁受邀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受到了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总理的接见。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仁先后担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四野第21兵团司令员、第55军军长等职。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1974年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

2、陶峙岳上将

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毕业后回到湖南在湘军任职，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第3旅少将团长。10年内战期间，陶峙岳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和对中央苏区的历次“围剿”作战等。

抗战爆发后，陶峙岳相继担任过76军军长兼第8师师长、第1军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总司令等职，1937年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之后跟随胡宗南到西北地区，所以后来的国民党与日军之间的大会战他基本上没有参加。

解放战争时期，陶峙岳应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的邀请，到新疆出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警备总司令、西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在新疆任职期间，陶峙岳拥护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为稳定新疆局势、缓和民族矛盾作出贡献。

1949年初。陶峙岳为了避免驻疆部队被调入关内参加内战，采取了拖延战术，同时他与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等人秘密进行新疆的和平起义工作。同年9月25日，陶峙岳率领驻守新疆的10余万国民党官兵通电起义，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陶峙岳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95年陶峙岳被授予上将军衔，1982年陶峙岳以90岁的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陶峙岳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7岁。

3、董其武上将

董其武是山西河津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董其武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在怀柔、石厂一线阻击日军，指挥全团官兵浴血奋战，打退日军10多次进攻。1936年又率部参加了绥远抗战，他率领部队星夜行动，出其不意，分路抄袭敌后，一举将红格尔图的日伪军歼灭，为百灵庙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后，董其武率部先后参加了忻口战役、太原战役、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等战役，因战功先后担任第65军101师师长、陆军暂编第4军、骑兵第4军、陆军第35军和暂编第3军军长，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等职。

抗战胜利后，董其武担任国民党绥远（今属内蒙古）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在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后，董其武审时度势，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1949年9月19日，在傅作义的帮助下，董其武率领绥远省国民党军政人员4万余人起义，实现了绥远和平解放，创造了解放战争中的“绥远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董其武先后担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第23兵团司令员、第69军军长等职。1951年董其武率部入朝，组织部队完成机场修建等军事工程任务。他也是三个国民党起义上将中唯一一个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上将。

1955年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小结：

三位特殊的上将，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一直都是在国民党军中任职，也有参加过内战，但是在抗战时期，他们都率部参加了对日作战，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民党败退大陆之时，他们毅然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回到人名的阵营中。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所以三位将军既特殊又不特殊，他们的历史功绩更应该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