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江山是怎么打下来的？（13）-红色江山是指什么生肖

 

摄魂有术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兵法、谋攻篇》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三国】诸葛亮《南征教》

用武则以力强，用文则以德胜；文

武尽胜，何敌之不服。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不广》

心理上的攻势可为武力铺平道路

（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

战争结局，总是由对立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的。不管一方发展到多大的规模，打了多少胜仗，没有对方力量的削弱，不在力量对比上占优势，照旧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相反，即使一方未能发展到极盛的规模，如果对方不战自乱，分崩离析，也能尽快地实现胜利。是对立的两极共同决定着一个结果。

对于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早就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在几十年的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把“瓦解敌军”作为其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一方面在战场上有力地消灭敌人，一方面致力于敌人的内部瓦解，从而加速了战争的胜利进程。

在发起进攻时，他们高呼的口号是

“缴枪不杀”。

一九二七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突然与共产党人反目为仇。对付封建旧军阀的战刀转眼间架到了天真、忠诚的合作者颈上。无数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幸存下来的共产党人，有的在愚蠢地自责、检讨和反省自己是否对国民党有过不恭和得罪；有的倒向国民党，成了投降派；有的悄悄隐退，冷却了一腔热情；还有的人一边痛斥领导人的愚腐与幼稚，一边积极组织起义队伍，立誓与国民党武装对抗到底，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直至革命成功。那时候，人们习惯称共产党军队为红军，称国民党军队为白军。红军白军冰炭不同炉，水火不相容。白军以强大的正规化部队以及由地主豪绅出面组织的民团残酷地镇压共产党领导下的起义农民。他们抓到红军战士加以惨无人道的残害，砍去手脚，挖掉双眼，枪毙，活埋，砍下头颅后悬在城墙上……他们甚至对于红军家属以及同情红军的群众也加以同样的惨害。就是在这样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的背景下面，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的领导者以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伟大气魄将宽待俘虏的政策推出了台。

1928年1月，红军攻克了遂川县城，2月又攻克了宁冈县的新城。两役中红军俘虏了大批白军官兵。面对残害自己同志、亲人的敌人，红军官兵恨不能生啖其肉。作为部队指挥员的毛泽东却着意制定了对待俘虏的四项政策：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二、不准搜腰包；三、受伤给治疗；四、愿去愿留自愿。这四项政策一公布，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在他们看来，抓到手的俘虏正好出出气，报报仇。毛泽东针对这种反映，专门召集部队进行讲解。他说：出气、报仇，你们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数都是穷苦人，你们杀了他们，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马上又去抓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袋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越是不了解我们，越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账就很合算。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郑重提出：“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它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7月25日）

194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对俘虏工作的指示》，其中规定：对旅级以上军官，要进行教育，特别优待，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本上不释放，对连排级军官经短期培训后，除可留用者外，大部分即时释放。对士兵，大部争取利用，或选择一部分进行教育后，放回做瓦解工作。人民解放军官兵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俘虏政策，并且在实际中总结出了一套“即俘、即补、即打（参加战斗）”的溶俘经验。不仅瓦解了敌军，而且充实了自己。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贯彻实施，共产党的军队还在自己的纪律中，特别规定了“不准搜俘虏腰包”、“不虐待俘虏”的条款。

共产党的军队处理俘虏的一般做法是：先将俘虏集中到各军或各团，组成俘虏队，派出专门人员负责管理。对负伤的俘虏给予治疗，保障所有俘虏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然后加以审查，区分军官与士兵，搞清楚他们的出身、经历、政治态度以及身体、技术状况；接着通过讲课、谈话、参观等方法加以教育，经过一个时期的教育，将自愿参加共产党军队的编入部队，将不愿参加的和年大体弱的发足路费，遣散回家。一些分散活动的部队执行起来比较灵活，但大致是按照此类方式处理。

一项优待俘虏的政策，就使共产党的军队与中国的旧式军队鲜明地区分开来了。他们不是简单的杀人机器，不是单纯希求从肉体上消灭敌对阵营的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种政治战争，这种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解放自己，而且包括解放敌对营垒中绝大多数穷苦人。他们在战争中不是抱着一种偏狭的报复心理虐待俘虏，而是以道义精神、仁爱心肠、坦荡胸襟宽待俘虏，从心理上征服敌军官兵，最后达到瓦解敌军，争取战争胜利的目的。

共产党军队的官兵不愧为政治军人，他们深明大义，完全理解自己领导人的良苦用心，因而较完满地执行了这一政策，他们冲锋时的口号是“缴枪不杀”。尽管对方刚刚杀害的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残害了自己的亲人，只要他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便不加虐待。往往在这种时候，他们要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个别人一时克制不住，事后也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上级严厉的惩处。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他们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仍然像对等待国民党军队一样，在包围暂时停止射击日军时，不加戒备，一边高喊“老乡投降吧”，一边放心大胆地凑上前去搀扶敌人的伤员，结果遭到敌人的枪击。

一支军队要鼓动官兵顽抗到底，一种办法和途径是将敌军描绘成虏杀俘虏的恶魔，使官兵产生一种与其放下武器后被杀死不如战死的心理。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都曾经拿共产党军队对自己的官兵做过此类宣传。然而，共产党军队捉到俘虏后加以宽待，并给足路费予以释放，许多俘虏兵回去后无形中做了共产党军队的义务宣传员，这样，他们的宣传自然不攻而自破了。

一个俘虏兵释放后又回到原来的军队，这对于释放一方来说，似乎是很难接受的。共产党军队在红军时期，有的俘虏兵竟突破了被七捉七放的纪录。然而，这种释放事实上收到了一种了不起的效果。许许多多被俘过的士兵打仗时朝天放枪，一遇危险便举手投降，其他士兵出于留后路的心理亦纷纷仿效。

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某部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通信兵，在清风店战役被俘后，被释放回到石家庄，再度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石家庄，他将自己被俘的详细经过讲给了自己的好友──某炮兵营通信排长杨生荣。一次临战前，张玉山见到杨生荣说：“把脑筋放活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牺牲也是白牺牲，你看毕振秋（军部工兵营通信排长）在清风店战死，不是没人管吗？”杨生荣附和说：“算了，我不干了，为他妈谁？”到了第二天夜里，他瞅准机会，带着器材和几个兵，跑到了一个窑洞里，进去一看，已有很多人躲在里面商量缴枪。只听一个名叫张翼的军官学员说：“不要怕，我已经被俘虏两次了，都很快地被放回来了，没有关系。”另一个军官学员和他开玩笑说：“老张，你是老资格了，我们都靠你了，你到门口等着联络吧！”张翼说：“谁联络都一样，我敢担保没事。”杨生荣派了一个兵在门口等着，天刚亮，解放军到了，门口的兵喊：“不要开枪，我们投降了。”

敌军的士兵被俘虏后，经过教育感化，对共产党军队有了一定的认识。尽管共产党的军队生活很艰苦，他们仍然愿意留下来，并且绝大多数都成了共产党军队中的军事骨干。前面提到王克勤，是共产党军队中著名的模范人物，他原来也是一个俘虏兵。他的自述很有代表性：

“我是安徽阜阳人，家中有老父老母和一个小弟，种了三亩地，家景很贫苦。民国三十年被中央军抓去当兵，在三十军七十九团八连干了四年。提起中央军受的洋罪，简直没法说，在湖北作战，被新四军俘虏过一次，我很害怕红军会杀我，但出我意外，他们待我很好，派好几个人和我说话，吃了两顿饱饭，临走时还送我两条老黄瓜。我又回到八连，兄弟们都来打听‘红军’怎么样？我一五一十对他们说了。后来连长知道，把我叫去大骂一顿。去年打平汉线，师长头三点钟就跑了……别的兄弟都吓得发抖，我满不在乎，还在地里挖花生吃。八路军冲过来，我就把机枪交给他了。八路军把中央军伤兵也抬回医治，这点使我最感动。我拨到一连，老兄弟对我很好，在武安我打“摆子”，连长送给我五十块钱、四把挂面、一瓶

醋。我当时对连长说：‘我总要好好干，才对得起你’。我第一次看见老乡们组织互助组下地生产，我就想到在我们家里，借老财一斗麦要还三斗，逼债逼的人上吊。南下到焦作一带，部队搞诉苦运动，我一边说一边哭。我提起老财，恨不得咬他两口。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明白：当八路军是为穷苦人干，当中央军是为老财干。说实话，我以前也想开小差；但是又想，开小差回了家，或者走到半路上又被中央军捉去还是要当兵，而且是当新兵，倒不如在八路军干，打死了也是光荣的......”（见1946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在“瓦解敌军”的总政策中，“优待俘虏”的政策的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

共产党军队在更大范围内组织了一场

持久的攻势：政治的、宣传的、心理的。

共产党军队的宣传工作，以其对象区分，包括这样三个部分，其一是内部宣传教育；其二是对群众以及中间势力的宣传，其三则为对敌宣传。

共产党军队的对敌宣传工作生动有力，形式多样。他们组织专人书写标语、画漫画、散发传单。他们在自己经过的地方，为敌军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出于心理学的考虑，他们还对个别部队在宣传标语牌下埋设地雷使敌军士兵受伤的做法，予以批评纠正。他们还组织敌军官兵的家属进行座谈，开展教育，启发其觉悟。利用亲属关系达到间接教育的目的。共产党军队的宣传工作者还着意编写出一些歌谣，如：“当了阎（阎锡山）军遭了殃，挨打受气苦难当，半年关了一次饷，四盒纸烟花了个光。”“兵农合一好？满地长青草，男的当了兵，土地充了公，女人跟了人，全家落了空。”“八路军政策真宽大，不打不骂更不杀，只要你把枪放下，送你回家还把路费发。”这些歌谣易懂易传。共产党军队的官兵传给群众，群众传给敌军家属，敌军家属又传给了敌军官兵。

共产党军队在战斗中，与军事攻势相配合，还有一种有力的宣传攻势。他们将敌军包围后，首先进行阵地喊话，讲清政策，揭露敌军的黑暗，指出敌军官兵的处境和前途……除组织宣传员喊话外，他们还注意利用敌军亲属朋友以及先期投降或俘虏过来的敌军官兵进行喊话。

（照片５４）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解放军在围攻洛川守敌时，一位名叫刘俊的战士向守敌喊话，讲自己被拉当兵的时候和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时的种种苦处。说得守敌官兵连连唉声唉气。还有一位名叫陈宏春的战士也同样讲自己当国民党兵如何受苦，一边说还一边叫守敌的名字。他鼓动说：“杨团长为了升官，咱们为了啥？一个多月以来，吃不上喝不上，不能洗脸，不能睡觉，每天不分昼夜，钻到土里边，全身象个泥猪，到底为了谁？”城上的守敌听了后，很伤感，最后为了排遗，无可奈何地说：“陈宏春，唱个‘小放牛’听听吧！”在这次战斗中，共产党的军队连续六天进行阵地喊话，未待发起进攻，就有很多敌军官兵偷偷跑了过来。敌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名顺口溜：“一怕炮弹、二怕炸、三怕战场来喊话。”

在大力开展对敌宣传工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还佐以其它形式的工作，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攻势。

抗日战争中，对于投降日军的汉奸、伪军，共产党军队实行威德并兼的策略。具体做法包括登记红黑点：按照其做过的事情，暗中抗日，不害民众的记一个红点，作恶的记一个黑点。

制定善恶录：记录汉奸、伪军的善恶行为。

以上登记和记录，通过一定手段和一定的渠道使汉奸、伪军达知。并对其中为善的给予鼓励，为恶的提出警告。对特别严重作恶的予以严惩。

开展检举运动：惩处死心塌地的汉奸。根据民众检举，由派出的敌后武工队惩处汉奸首恶分子。

签定伪军家属协约书：约束和鼓励汉奸、伪军家属劝其回头抗日。

开展良心大检查：号召为日军服务的人员检查反省自己的言行，不要继续干危害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事，给自己留后路。

发展革命两面派：表面是为日军做事，暗中帮八路军的忙。

散发回心抗日证：证上要求不打抗日军人和人员，设法营救被俘的抗日人员，不压迫百姓，设法逃跑，不当汉奸等等。持此证反日投降后，将得到接纳。

在八路军、新四军有力的政治攻势下，从1939年至1945年10月，有512933名伪军放下武器，甘作共产党军队的俘虏。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许多伪军和伪人员表面上为日本人做事，暗中却在帮八路军、新四军的忙，为自己留后路。随日军搜山时，有的伪军暗地通知共产党军队和群众转移。搜捕时遇到共产党军队的伤员，有的伪军关心地问：“有白面吃没有？”并把该村长叫来，吩咐说：“好好照顾！”共产党军队一士兵在敌搜捕时躲进厕所，一伪军看见后，嘱咐说：“你不要出来，待我们走后，你再出来。”一次，某地老百姓办喜事娶媳妇，一个日军士兵和两个伪军看见送亲的人群，以为撞上了共产党军队，吓得日本兵慌忙逃跑。留下的两个伪军脱帽高喊：“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老百姓听了很纳闷，伪军解释说：“我们明当伪军，暗当共军。”

日本军人受军国主义毒害甚深，大多数具有“效忠天皇”的愚忠思想、“大和民族”的盲目自大感和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对于这样的来自异域的民族敌人，共产党军队同样千方百计地开展政治攻势。

共产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普遍推行“日语喊话”的做法。他们组织相应的训练，使一般战士普遍能喊三四句日语口号。各连队设立的敌军工作组能喊七、八句日语口号，并能唱一些日文歌曲。共产党军队还注意散发日文传单，书写日文反战标语。在春天樱花盛开的季节，共产党军队通过伪军和群众送他们樱花，端午节送他们鲤帜，逢年过节还送给他们装有点心、画片的慰问袋，其中还包裹一些日文传单等宣传品，以此勾起日军官兵的思乡厌战和亲近共军之情。共产党军队还通过伪军和群众送给日军官兵通行证，持此证投降可受到欢迎。在战斗结束时，共产党军队还对日军尸体加以掩埋，并插上墓标，写上感伤的悼文。某部队还针对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中存在的打骂士兵制度，组织投诚、俘虏的日军官兵揭发、控诉，并拟定了一个《对三十六师团要求书》，提出废止用枪托、木棒、军刀毒打士兵，反对长官搜士兵腰包、反对侮辱士兵等人道主义要求。这份《要求书》散发到三十六师团之后，大大出乎日军官兵的意料，许多日军士兵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共产党军队对日军的政治攻势同样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日军官兵思乡厌战者有之，自杀、逃跑者有之，同情抗日军民者有之，投降共产党军队者亦有之。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向共产党的军队自动投诚者达746人。以往作战时，日军官兵一般宁死不缴枪，而从1939年开始到1945年10月，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日军近6213人。投诚共产党军队的日军官兵还积极组织了“反战同盟”，配合共产党军队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活动。

1942年1月，在冀南有22名日军自杀。其中一名士兵在随营妓院意外地遇到自己的妻子，两人相见，抱头痛哭。他回队后要求上级准许其妻退出妓院，遭到拒绝后，羞愤之下，他捣毁妓院，随后自戮而死。1月11日晚，日军某部有四名士兵失踪，数日后在一水井中将他们捞出时，发现他们的胳膊都是用绳索连在一起的，经查原来他们是相约自尽的。

1943年1至8月间，冀南日军官兵又有24名逃跑、9名自杀、24名被共产党军队俘虏。一个日军士兵逃离部队后，来到一位老太太家。他不会说中国话，就写了一张纸条：“我要去毛主席那里，我的朋友大大的有。”可惜的是老太太不识字，只是给他做了一顿饭吃。这个士兵吃过饭，给了老太太一元钱，哭着到该村打谷场的豆秆垛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回到部队驻地，流着泪自杀了。

由于受共产党军队的宣传影响，许多日军官兵作战不积极。有一个名叫津金的日本小队长，每次出征都亲自拿着小白旗。日军五次围击共产党军队，都因他的小队退却，使共产党军队得以乘机突围。一次，他抓到３名游击队员。经翻译官解释后，便立即将他们释放了。上级调他去参加讨伐队，他以各村维持会（日军在乡村设立的由中国人自己出面办理公务的机构）挽留他为理由，向中队长要求不去。中队长不同意，他就装病不起。

在东北的宁安，有78名日军秘密出逃。经农民廖老头联系，要参加抗日联军第二军。后因迷路，无人引导，不得已又转回宁安。被宪兵队捕获后，悉数处死。另有３名日军士兵，将日军的弹药装了满满一汽车，偷偷开往抗日联军阵地，连子弹带汽车全部送给了抗日联军第五军，并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解放军在军事斗争的同时，亦成功地开展了政治攻势。某部队包围蒋军杜聿明集团后，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解放军前线部队的所有人员都被动员起来。阵地前，有向敌军广播喊话的，有用风筝或宣传弹送宣传品的，有插标语牌、贴漫画的。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敌军开始是单个的、成班排的，后来则整连整营地投降，就连副团长、情报科长之类的人物也跟着投降过来了。从杜聿明集团被围，到解放军总攻之前，投降过来的蒋军达一万之众。一个被俘的蒋军高级将领说：“共军的政治攻势，真是比张良的‘楚歌’还厉害。弄得我们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士无斗志，一击即垮。在各个战场上，士兵和下级军官，只要避开了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就纷纷缴械投降了。”

在实现瓦解敌军这一总目标的过程中，除了实行优待俘虏、开展政治攻势之外，中共军队还有十分厉害的一计，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和故事来形容，那就是：

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和肚子里。

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各级政治机关一般都设有对敌工作部门，最初叫“破坏部”，后来又改名为“白军工作部”、“敌工部”、“联络部”。他们所从事的一项鲜为人知的重要工作，就是领导和组织相应的人员，到敌军内部去发动起义。

红军时期，共产党军队的各级政治部经常注意挑选合适的人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学习和掌握有关策略、方法和手段，了解敌军的详细情况，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打入敌军内部，秘密开展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党的组织，适时发动起义。1931年12月14日，受命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并加入红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开展兵运工作最初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国民党军队内部腐败，士气低落，所推行的政策不得人心，从军官到士兵感到前途无望，加之有嫡系和非嫡系之分，内部矛盾重重，因而成了共产党军队深入其中发动起义的最好对象。共产党军队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人员在国共合作时期与国民党军官业已存在的私人关系，以及自己的人员与国民党军官的亲属关系，大量打入敌军内部，伺机发动起义。这些秘密工作人员是由“泥脚子”组成的共产党军队中的特殊一群。他们风度翩翩，伪装出色，很快取得了蒋军将领的信任与重用，有些人甚至在国民党军队中升任到很高的职位。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开展了一场咄咄逼人的“高树勋运动”，这是作为深入敌军内部发动起义的一个高潮。

（照片５６）

高树勋原是国民党西北军的将领，曾任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８军军长。多年来受蒋介石中央嫡系部队的歧视、排挤。给养供应与蒋嫡系部队相差十几倍。高去西安，还当面受到胡宗南的侮辱。1945年8月1日，他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写了一封信，由他的好友——共产党军队地下工作人员王定南送往解放区。刘伯承和邓子平在前线接此信后，指示王定南回去后秘密组成党的领导小组，继续做好高的工作。刘伯承还给高树勋亲笔写了回信。高接信后非常激动，计划率领新８军、河北民军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上，所经之处把国民党军队及其收编的伪军，统统带往翼察地区，并将他占据的城镇全部交给共产党军队，等他们到达北平以北的热河、察哈尔、长城内外一带，再和共产党军队联合起来，向国民党发难。王定南向刘邓汇报后，刘邓表示同意。就在这时，蒋介石决定派遣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的30军、40军及新8军4万5千人，由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兼新8军军长）、马法五（兼40军军长）率领，沿平汉路向共军晋鲁豫地区进犯、企图打通平汉路。刘伯承、邓小平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是争取高树勋起义、歼灭进犯之敌的有利时机，当即追回已经上路的王定南，要他动员高树勋就地起义。10月30日，高树勋正式宣布起义。11月10日，起义军在武安县邑城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

中共中央为了扩大高树勋邯郸起义的政治影响，专门做出了《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召集部队和群众大会，报告邯郸战役的胜利和高树勋起义的意义，将邯郸战役和高树勋起义的消息以及高树勋的通电和谈话，印成传单，用一切方法向国民党军队、向一切大小城市的人民进行宣传。号召国民党官兵学习高树勋的榜样。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正式提出开展“高树勋运动”。各地区各部队选调了大批与国民党各派系军队有某种关系和适于对敌军工作的干部，经过训练，打入国民党的军队、学校和机关，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各地各部队还利用国民党军队抓兵和招考学生的机会派人打入敌军内部。结果，国民党军队内部出现了整连整营甚至整旅整师投降共产党军队的局面。不仅在非嫡系的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滇军等部队，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也有人率部队起义。从高树勋起义到1946年8月底，不到一年的时间，相继有潘朔端率领184师举行海城起义；孔从周、曹又参、梅文清、郝鹏举（后又叛变）、王梅清等所部官兵退出内战；空军上尉刘善本、张受益驾驶美制巨型轰炸机飞往延安；戴笠亲手训练的武装交通大队王一藩部整队退出内战……在整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共有170万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共产党军队的和平改编。

不战而屈人之兵。共产党的军队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努力，较好地实现了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这一美妙的战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