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文套语是什么生肖（不想开按摩店的盲人，究竟还能干什么工作？｜故事FM）

不想开按摩店的盲人，究竟还能干什么工作？｜故事FM

来源：凤凰新闻客户端

28:43

事实上，不只是盲道上没有盲人，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也很少会有机会和盲人打交道。通常来说，我们能见到最多盲人的地方，大概就是推拿店。

正因如此，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在推拿店做一名按摩师，几乎就是一个盲人所能选择的唯一职业。但问题在于，在庞大的盲人群体，或者说视力障碍者群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按摩师，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甘心于当一个按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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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盲人，但我没有能力成为一名盲人按摩师

顾子豪

24 岁，全盲，语义标注员

我的眼睛是四五岁的时候看不见的。我是早产儿，住暖箱的时候，被辐射损伤了视神经，视力从那开始便越来越弱。

■ 顾子豪

刚刚失明的时候，我并不能完全理解「看不见」意味着什么，在家里走路还是肆无忌惮地乱跑，撞好多次墙，才长了记性，开始意识到，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

小的时候，我听母亲说，我的将来就是去中专学门手艺，出来做推拿赚钱。父亲的想法则更更令我难以接受——既然看不到，就没必要上什么学，到了 18 岁，拿个低保就行了。

其实，我小时候成绩不差。我很想考高中，但我父母觉得，就算我读完了高中，上了大学，出来还是得做按摩，便还是安排我去读了中专。

但问题是，我并不喜欢学按摩，我也并不适合学按摩。因为，我的个头和身形都比较小，做按摩的时候，根本使不出力。

快毕业的时候，我遭遇了一件特别挫败的事。当时，我在学校的一个中医推拿室实习。这里是专门用来给学校里的老师做按摩用的。有一天，我给一位老师按摩的时候，一开始，用手指按，对方没感觉；改用手按，对方没感觉；后来，实习老师教我用一只手抓着床，借着力去按，但对方还是没感觉。那个时候，我感到特别绝望，又没有办法停下来，只好硬着头皮接着按，一直按到自己颈椎病发作，胃里翻江倒海。

越是到毕业，我就越是明白，自己将来是没有办法做好按摩师这份工作的，前途一片渺茫。

毕业后，我在家呆了五六个月后，突然听同学说，有个地方在招人，那份工作很适合我。我便试着投了份简历。很快，一位「李老师」联系到了我。在经历了几轮招聘流程后，我被录用了。

我加入的是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的一个就业项目，在其中做「语义标注员」。

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职业吧。简单来说，「语义标注员」是一种服务于人工智能的职业，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人工智能用户的语音指令分类、加标签，方便系统去学习这些指令。而这个项目所服务的就是小米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小爱同学」。

对于像我这样的视力障碍者来说，这份工作并不困难。我只需要戴上耳机，分辨自己被分配到的语音指令，然后，用读屏软件操纵电脑，在系统后台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

几年下来，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也很有成就感。毕竟，能找到一份按摩以外的工作，就已经是人生中的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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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结束异地恋

我，一个半盲的人，来上海找工作了

曹立福

弱视，语义标注员

我今年 25 岁。和其他标注员同事不同，我是一位天生的「弱视」患者，眼睛还有一些残余的光感，能勉强分辨近处物体的轮廓和色彩。

我是一个来自河北的上海媳妇，而之所以会来上海，之所以会应聘这份工作，也是因为我的丈夫。

我丈夫也是一位盲人，业余时间玩盲人配音，在圈子里小有名气。我们俩是在网上认识的。那是 2015 年，我还在按摩店工作，机缘巧合之下，加了这位圈内「大神」的联系方式，便聊了起来。

一开始，我完全抱着一个认识「大神」的心态，并没有想往感情方面聊。但聊着聊着，「大神」却开始不断把话题往感情上带。

直到有一天，「大神」提出要和我确定关系。那时候，我犹豫了。

在当时，我考虑的因素有两点：第一，我们俩身处异地，父母年纪大了，不愿意让我远嫁；第二，在父母的观念里，既然女儿是全盲，就应该找一个视力方面健全的来照顾我，哪怕有其他残疾，甚至智力障碍也没关系，但绝对不能接受一个全盲。

爱哲按：

曹立福之所以对父母在婚恋问题上的意见如此纠结，是因为她的家庭状况比较特殊。她是父母领养来的。小的时候，父母把曹立福保护得很好，直到初中读盲人学校之前，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和健全的孩子有什么不同。而到了青春期，当她意识到自己是一名视力障碍者后，就陷入了巨大的自卑，和父母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正是因为这些复杂的考虑，她一直没能答应那个这段恋情，甚至还想过，自己可能会听从父母的安排，嫁给一个本地的视力健全的男人。

两个月后，机缘巧合之下，我毫无准备地去了一趟上海，那个男生听说后，主动来接我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面。也是在那一天，我们确定了关系。

其实，一见面，我就能感觉到，这个男生和我以前接触的全盲完全不一样——他读过大学，又在 NGO 工作，整个人的气质和谈吐是完全不同的。

确定关系后，烦恼并没有结束。因为，如果想要结束异地，我就得去上海。但问题是，我去上海要做什么工作呢？我不想去按摩店工作了，毕竟，那一行的工作时间和普通上班族完全不一样，我们俩到时候根本就没有相处的机会。

在认识他前，我从来没有产生过「离开按摩行业」的想法。但问题是，他的出现给我打开了新的视野，让我明白，原来盲人也可以正常上下班，可以出门社交，还可以跑步。这让我前所未有地渴望摆脱眼下的生活状态。

2016 年 4 月，我在网上刷到一个来自上海的招聘信息，表述相当诱人，说是能给盲人提供一份普通的职场工作，并且要求不高，只要会电脑操作，普通话流畅即可。

我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男友，并开始准备应聘。但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人，因为我很难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去一个那么远的城市，做一份他们无法理解的工作。直到出发的时候，我都一直谎称自己是去市里工作，离老家的县城只有 100 多公里。直到半年后，我才向他们吐露了实情。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决定。每次回到老家，我都忍不住想，如果当初没有找到这份工作，我很有可能会放弃那段感情，留在老家，嫁给一个父母安排的男人。

我不敢确定，在那样的一段婚姻里，我的结婚对象能不能理解和尊重我作为视障者的身份。最坏的可能是，对方仅仅把我当成一个生育和做家务的工具，无法给我想要的情感交流。那也太可怕了。

■ 办公室的角落里，某位标注员的盲杖

如今，我已经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四年。四年前的这个决定带给我的不只是一个伴侣和一段新生活，更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回了自信，接纳了自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自己身为一个视障者的身份是自卑的，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哪怕难得出一次门，也不肯用盲杖，陷入过不少麻烦。

之前，我还在天津的一家按摩店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休假的时候突然想去逛商场，便一个人去了。但问题是，因为当时羞于使用盲杖，也不敢开口问路，我在商场里转了 3 个小时，愣是没找到出口。

但自从接触了这份「标注员」的工作，过上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因如此，现如今，我在出门时可以坦坦荡荡地使用盲杖，再也不用担心别人的目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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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平凡日常，就是我们的英雄梦想

李娜

全盲，语义标注培训师

■ 李娜在工作中

其实，在青少年时期，对于「按摩师」这个职业，我内心是十分抗拒的。那个时候，为了能让自己的未来有更多出路，初中毕业后，我离开老家，考上了青岛盲校。

青岛盲校很特别，在当时，它是全国唯一一所和普通高中同步教授文化课的盲校。毕业后，我考上了位于长春的一所大学。但是，大学刚毕业的那几年，我也并没有如愿找到满意的工作，便还是进入了一家按摩店，做盲人推拿。

在按摩店工作的那些日子，我过得并不开心。一方面，这份工作无法发挥我的所学，另一方面，那里的工作环境会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一些困扰。

有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工作到凌晨一点，店里来了个醉醺醺的客人，让我给他做足疗。起初，客人躺在那里，看上去烂醉如泥，没什么反应，我还暗自庆幸，自己不用应对他的酒后失态了。但没过多久，客人突然坐了起来，嘴里嚷嚷着「陪我睡觉」，还一边拉拉扯扯。一瞬间，我便紧张起来了，二话不说，跑到了前台要求更换客人。

那天的工作结束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委屈——明明是周末，我不仅没有办法享受自己的私人时间，反而要遇到这种事情。从那一天起，我下定决心，要离开按摩这个行业，找一份能正常上下班的工作。

我试着面试过很多份工作，比如普通公司的文员，或者接线员。去面试的时候，我总是拒绝他人陪同，自己独自前往，并带上自己的电脑，以便面试的时候，向面试官展示，我是如何用录屏软件流畅操作电脑的。

有一次，我面试了一份接线员的工作。面试官一看见我，第一句话便是，「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工作是要通过电脑完成的。」还没等我打开电脑，开始演示，对方就把我 pass 了。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错了。后来，在进入一加一工作后，我才逐渐明白，这并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而是一种不了解所导致的不信任。

2014 年，我加入了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探索残障人的就业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我最开始扮演的角色是「测试员」，也就是说，我会去亲身体验一些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判断它是否适合视力障碍者来操作。

按照我的经验，只要一个岗位的操作系统实现了无障碍化，不包含图片元素，同时，又能发挥视力障碍者的优势，那么，它就是一种适合被推广的残障岗位。

而当某个项目成熟后，我又要负责给新招募的残障员工做「培训师」，去帮助他们适应这个岗位。这几年来，我测试了很多种岗位，比如接线员，客服，还有速录员和数据标注员等等。

其实，很多企业是不敢把项目交给我们这些残障人士做的。而我和我的同事们所能做的，便只是一点一点地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

2015 年，我们通过一家已经建立过信任的合作方接触到了一个新的项目，一家轻奢品牌的接线业务。当时，合作方担心轻奢品牌不能接受残障人士为他们工作，便一同隐瞒了这一事实，让我们先上手工作。

几个星期后，我们把接线录音反馈给了品牌，对方十分满意。

有一天，品牌那边突然要求来我们的办公地点看一看。我们没有办法临时更换工作人员，便决定硬着头皮赌一把。品牌方来了以后，在工作中的接线员的身后观察了很久，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当天晚上，他们还是以一封邮件的形式中断了合作，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两年多以前，我们的团队开始尝试开发「语义标注」这个岗位。但问题是，虽然这个岗位操作门槛不高，但它所牵涉到的数据库对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企业来说，他们需要对合作方付出极大的信任。因此，我们接触了国内很多家企业，但是都没能达成合作。

2018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接触到了小米的工作人员。在经过了一系列筛选后，我们选择了「语义标注」这个岗位。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份工作非常适合视障者来做，原因有三：

其一，这份工作相对枯燥，因此流动性很大，而视障者在工作领域相对来说，更具有稳定性；

其二，这份工作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而视障者在工作时不会遭到视觉上的感官刺激，相对更容易专注；

其三，在效率方面，通过键盘快捷键的操作，视障者在操作这类系统的速度上不输健全人。

■ 标注员顾子豪快速敲击键盘，用读屏软件操作后台系统

达成合作后，我和其他两名测试人员去北京经历了一系列测试和培训，回上海后，便把项目定了下来。如今，我们已经招了 27 名标注员了。

爱哲按：

这支由 27 人组成的标注员团队在上海浦东办公。据李娜介绍，他们每天朝九晚六，需要完成一定份额的标注任务，每个月的月薪大概在四千到五千元。

除了小米以外，这个项目也获得了来自高通的支持。小米所提供的是就业岗位和外包费用，而高通则向一加一捐赠了项目运营和管理的费用。两家企业都想为残障者的多元就业做一些事情。

■ 办公室里的「团宠」，一只名叫「罐头」的导盲犬

作为一个「培训师」，除了技能培训以外，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伙伴们完成自我认同，接纳自己作为残障人的身份。

比方说，我们团队里，有一位女同事是因烧伤而导致失明的，面部损毁非常严重，眼球也被摘除了。刚来上班的时候，她每天都会用用帽子、围巾和墨镜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不接纳自己的表现。

但是，工作了半个月左右，她逐渐意识到，身边的这些同事也都和她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体缺陷，但他们都没什么遮遮掩掩的，出去聚餐的时候，和健全人似乎也没什么不同。

于是，有一天，她突然决定把墨镜和帽子给摘掉了。又过了一个礼拜，她似乎觉得，自己这个样子也挺舒服的，没什么不妥，便把围巾也摘掉了。

我还记得，在那之后不久，有一天上班的时候，那位同事从洗手间回到办公室，笑嘻嘻地和大家说，刚刚在走廊里，有个其他公司的人看见她的样子，被吓了一跳。然后，她又把那些行头给穿上了。

我一下子发了愁，以为前功尽弃了。可是，第二天，这位同事似乎又想通了，又把那些行头给卸掉了。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目标所在，就是我们希望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的人员，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份工作，而是他真正能够接到了自己真正能融入社会。

爱哲按：

李娜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残障人士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议题，也就是他们的「自我认同」。

我们之所以很少在城市里看到盲人，一方面是因为无障碍设施不健全，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残障人士无法接纳自己的残障身份，不愿意走出家门，面对外人的目光。只有当他们接纳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才有可能进一步争取自己的权益，过好自己的生活。

谈到视障者的职业，能去普通的企业里面应聘一份所谓朝九晚五的工作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的。 事实上，大部分视障者在当下从事的仍然是按摩的工作。

但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对于视障者而言，多元化的就业必然要比只有单一的选择更能带来规避风险的能力。

比如说，在这次的疫情中，和其他服务行业一样，大部分的按摩店如今还是没有办法开张。到今天为止，他们至少已经歇业了四五个月了，我们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都是一片哀嚎。

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有很多按摩店关门倒闭了，剩下的也只是勉强支撑。但问题是，没有了按摩这个行当，视障者们的职业选择实在太少了。

自从我们的就业项目启动以来，邮箱里一直都堆积着大量的简历。但很遗憾，我们能提供的岗位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全部的就业需求。

我们招聘的时候，有一个笔试问题是「请用一段不少于 500 字的短文描述你理想中的生活状态」。很多人发来的回答都是类似这样的：我想拥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晚上自己摸索着做菜，周末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当下，对于一个残障人来说，想要在正规企业里获得一份正常上下班的工作是十分难得的。也许，对普通的健全人来说，「正常上下班」听起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日常，但是，对很多的残障人来说，这种「日常」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我很清楚地记得，刚到「一加一」工作不久后，有一天，我下班后坐地铁从北京南三环回北五环的出租屋。那是晚高峰，地铁里特别挤，我被挤成了一个肉饼，气喘吁吁。

下了地铁后，走在路上，我突然听到路边的一家商店在播放一支欢快的曲子，心情一下子明朗了起来——真好呀，我居然也可以可平常人一样上下班，一样挤地铁，一样在下班后疲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样想着，我的疲惫感一扫而空。我突然觉得，这样的自己是和社会一体的。我们终于成为了一个社会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