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美经济与对话-中美经济对话解读分析

2009年开启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中美关系的再定位和两国间的沟通提供了宽广的平台。然而，核心议题“缓不济急”、实质性成果的缺乏和安全对话的滞后成为对话面临的主要困境。

鉴于此，提升对话级别、增加对话频率，加速推进安全领域对话，突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加强中美对话体系性建设成为推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发展、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路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两国矛盾复杂性的增加及战略互信的缺乏使中美关系成为“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复杂的双边关系”。

推动中美对话机制的构建是管控中美关系、破除崛起国与霸权国历史冲突的有效举措，也是破解当前两国关系困境的重要途径。

2009年开启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简称S&ED）“旨在解决中国和美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领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近期和长期的战略问题及经济利益进行磋商”是两国寻求合作、管控分歧、消弥矛盾的重要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就成为理解中美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

本文尝试从S&ED的发展历程入手，梳理其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局限，并通过对S&ED成果和困境的分析来探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未来。

一、对话的由来和概况

（一）对话的建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间的政府沟通从无到有，由建交前的“乒乓外交”、“特使外交”等特殊的沟通方式，发展为建交后的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1979）中美人权对话（1990）、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交流机制（1999）等一系列对话机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反恐磋商（2001）、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小组02002）、中美全球事务论坛（2005）等双边机制相继建立。

2005年，中国迎来“战略对话年”，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建立。随后中美对话机制建设步入快车道，两国新建对话机制40余对，成为中美间交流的主要渠道。

2008年底，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就表示过“美国和中国有必要在经济和安全、全球性政治课题领域继续深化高层对话机制”的政策主张。

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就推动两国间高层对话达成一致，希拉里国务卿表示要提升中美战略对话级别，并建立由国务院主导的综合对话。

2009年2月，希拉里访华，中美双方就展开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原则协议，并商讨于4月在伦敦举行的U20峰会中正式公布。

2009年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两国元首就S乙ED的建立达成一致，双方同意将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整合为“一个框架、两个轨道”的S&ED机制，对话每年举办一次，分别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

（二）对话概况

从2009年至今，S&ED共举办过七轮。前四轮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财长盖特纳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特别代表共同主持第五轮至第七轮换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旎和美国国务卿克里、财长雅各布·卢联合主持，中美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央行等主要部门的数十位部级高官均出席了每年的对话。

每轮对话前，议题的设置和成果的磋商是双方工作组的主要任务，四位元首特代也会通过不定期的通话和会谈协调两国间的分歧。

作为每轮对话的“风向标”，议题的设置是中美关系内容变化的深刻反映。过去七轮对话中的议题变迁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议题范围不断扩大，核心议题更加突出，仍以双边议题为主。随着中美关系的国际化进程，无论是双边领域的经贸投资问题，还是国际多边层面的金融合作和安全沟通，都在S&ED的议题范围之内，中美关系的国际化特征并没有降低双边议题的地位，而是增加了对具有全球性特征的双边议题的讨论。

为了在双方主要关切上取得进展，每轮对话的核心议题同样十分突出，第三轮对话中的安全磋商、第五轮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简称BIT）均成为不同时期的焦点议题。

其二，利益汇合点多于矛盾冲突点，新型议题逐渐盖过传统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