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页间的桐城风骨：一段绵延两百年的文学传奇

康熙四十五年的深秋，桐城县城外的龙眠山已覆上薄霜。方苞裹紧青布长衫，沿着崎岖山路往祖宅方向走，怀里揣着刚誊抄好的《南山集》文稿。山间风大，卷着枯叶打在他脸上，他却浑然不觉，只想着要尽快将这些文字呈给老师戴名世。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部凝聚着师生二人心血的文集，日后会掀起一场文字风波，更不会预见自己将在狱中那盏孤灯下，悄然勾勒出一个文学流派的雏形。

方苞出身桐城书香世家，五岁便能背诵《论语》，十七岁写下的文章已在江南文人圈小有名气。他最敬佩的便是同乡前辈戴名世，常带着自己的习作登门求教。戴先生总说他的文字 “清通雅正，有韩柳遗风”，却也提醒他 “文无风骨，如人无脊梁”。那段在龙眠山书院与先生对坐论道的时光，成了方苞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他记得每次讨论文章，先生都会泡上一壶桐城小花茶，茶香伴着墨香，在窗棂间萦绕。先生指着案头的《史记》说：“写文章要学太史公，既要有‘究天人之际’的眼界，也要有‘通古今之变’的胸怀，更要守住‘文以载道’的本心。” 这些话，像一颗种子，落在了方苞的心里。

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爆发，戴名世被判死刑，方苞也受牵连入狱。冰冷的牢房里，他借着铁窗透进来的微光，重新审视自己过往的文章。他想起戴先生 “文以载道” 的教诲，忽然明白，真正的好文章，不仅要辞藻优美，更要能传递圣贤之道，滋养人心。在狱中三年，他没有放弃写作，反而开始整理自己的文学主张，提出 “义法” 说 ——“义” 即文章的思想内容，要符合儒家道义；“法” 即文章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章法、语言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文章者，所以明道也，非徒饰辞而已。故必有义以为经，而后有法以为纬。” 这番话，后来成了桐城派的核心理论基石。

雍正元年，方苞因才华被康熙赏识，获释后被召入京城编修《明史》。此时的他已年近五十，鬓角染霜，却比以往更加坚定地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在京城的翰林院，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其中最让他看重的，便是来自桐城的后辈刘大櫆。刘大櫆年轻时就以文风雄奇著称，曾带着自己的文章拜访方苞。方苞读罢他的《海峰先生文集》，拍案叫好：“此子笔力扛鼎，日后必能光大吾派！” 他亲自指点刘大櫆，不仅传授 “义法” 理论，还鼓励他在语言技巧上创新。刘大櫆果然不负所望，在 “义法” 基础上提出了 “神气” 说，主张文章要讲究 “神为主，气为辅”，强调作家的精神气质对文风的影响。他的《论文偶记》里有这样一段话：“行文之道，神为主，气为辅。神者，文之主也；气者，文之辅也。神盛则气旺，气旺则文畅。” 这番见解，让桐城派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

刘大櫆晚年回到桐城，在枞阳书院讲学，培养出了一位改变桐城派命运的弟子 —— 姚鼐。姚鼐出身官宦世家，却自幼喜爱文学，十八岁便拜入刘大櫆门下。那时的姚鼐年轻气盛，总觉得 “义法”“神气” 之说过于刻板，直到一次随老师游览黄山，才豁然开朗。那天雨后初晴，黄山云海翻涌，奇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刘大櫆指着眼前的景致对姚鼐说：“你看这山，有峰有谷，有松有石，各有姿态，却又浑然一体。写文章也是如此，既要讲究章法，又要灵活多变，还要有自己的韵味。” 姚鼐望着云海，忽然领悟到老师的深意。后来，他在《复鲁絜非书》中提出了 “义理、考据、辞章” 三者统一的观点，将桐城派的理论推向了顶峰。他说：“天下之学问，不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故文章者，必兼此三者，而后可以成其大。” 这番话，不仅为桐城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这一学派成为清代文坛的主流。

姚鼐中年后辞官归隐，在钟山书院、紫阳书院等地讲学四十余年，桃李满天下。他讲课有个特别的习惯，每次讲完一篇古文，都会让学生闭上眼睛，听他再读一遍，感受文章的节奏与气韵。他常对学生说：“读古人文章，要像听琴一样，既要听出旋律，也要听出弦外之音。写文章也是如此，既要把话说清楚，也要让读者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情感与思想。” 他的弟子中，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等日后的文坛名家，他们将桐城派的主张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远及日本、朝鲜。据记载，当时江南地区的书院，几乎都在讲授桐城派的文章，学子们以能写 “桐城体” 为荣。有位浙江的书生，为了学习桐城派的文风，特意千里迢迢来到桐城，在姚鼐曾讲学的书院住了三年，每天临摹姚鼐的手稿，研读他的著作，最终也成了小有名气的文人。

桐城派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文学领域，更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时的读书人，无论是参加科举考试，还是撰写书信、碑记，都深受桐城派文风的影响。就连曾国藩这样的晚清重臣，也对桐城派推崇备至，曾说：“吾生平于文，最服姚惜抱先生。其文清和雅正，如春风拂柳，润物无声。” 曾国藩还主动接过桐城派的大旗，培养了张裕钊、吴汝纶等弟子，让桐城派在晚清时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桐城派的故乡，至今还流传着许多与文人相关的故事。龙眠山脚下的一家老墨庄，据说曾为方苞、姚鼐供应过墨锭，墨庄的老板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账本，上面记载着 “方先生购墨二两，用于编修《明史》”“姚先生购墨五两，用于撰写《古文辞类纂》” 等字样。城里的老街巷里，还能看到一些明清时期的文人故居，白墙黛瓦上爬满了藤蔓，门前的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文人们穿着长衫，提着书箱，匆匆走过的身影。

桐城派的故事，就像一本厚重的线装书，翻开它，能看到方苞在狱中灯下奋笔疾书的身影，能听到刘大櫆在书院里讲授 “神气” 说的声音，能感受到姚鼐在黄山之巅领悟文章真谛的心境。这一学派绵延两百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因为它始终坚守着 “文以载道” 的初心，用清通雅正的文字，传递着儒家的仁爱之道、中庸之理。如今，虽然时代变迁，文学流派层出不穷，但桐城派留下的精神财富，依然在滋养着每一个热爱文字的人。当我们翻开《古文辞类纂》，读着那些清新自然、意蕴深远的文章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流淌在纸页间的桐城风骨，那份属于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与人文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