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他们之间有哪些差异？杨采钰才是氛围感的代表，穿裸色挂脖流苏裙出镜，细腰长腿绝了（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中哪些因素融入了中华文明的主流?）

 

文 |史记新说

编辑 | 史记新说

红山文化

到目前为止，已知最早的玉器时代文化是近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约公元前3500–2500年）。

红山聚落、墓地和仪式中心位于辽宁半岛、辽河流域、渤海湾沿岸黄河平原东北部边缘以南，以及现在内蒙古东部的草原（可能当时是森林）内陆。

红山文化起源于当地；在其存在的一千多年中，它从社会组织的“简单酋长”阶段演变为“复杂酋长”阶段。

红山文化以其精致的玉器而闻名，这些玉器由当地供应的优质软玉制成。

最具特色的红山玉是所谓的“猪龙”，形状像一个几乎封闭的大写字母“C”，其中一个动物头部的详细雕刻连接到一个光滑、弯曲、无装饰的身体上。

这些动物的头部最常见于猪，但其他类型的动物也被描绘成马或龙。

这些饰品的大小和形状通常与手镯差不多，但大多数都在弯曲的身体上穿了一个小孔，显然是作为吊坠佩戴的，用绳子挂在脖子上。

这一点得到了在坟墓中发现的频率的证实，这些尸体放在死者的胸部。

猪龙和其他种类的玉雕经常与死者合葬，作为太平间祭品，它们是该文化社会地位的明确标志。

许多墓葬中根本没有玉器，其他的只有极少数；在特殊情况下，只有少数人建造的石砌墓室，可供酋长或世系领袖食用，其中包含20件或更多玉器。

除了C形吊坠外，红山玉器还包括几种鸟类、蝉、鱼和龟的图像，以及风格化的人类。

红山文化遗存包括人们所期待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中的所有器物，包括制作精良的陶器。

红色陶器，黑色装饰，可能是仰韶陶器的影响；也有绳纹红色陶器和带有穿孔和雕刻装饰的灰色陶器、纺织品生产的证据，以及广泛的技能-完全制作的石器、武器和实施。

在红山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铜制品，如戒指，但缺乏重要冶金证据。洪山经济以狩猎、放牧和农业为基础；羊和牛以及猪、狗和鸡都被驯化了。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一种新型的石头犁，它可能被设计成由牛牵引，它比使用锄头耕作更有效地耕种农田。

笔者认为：红山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喜欢大规模的土方工程。住所和仪式场地是分开的，但都需要大量的建设投资。精英住宅建筑建在石砌的土平台上。

红山文化遗址尚未发现防御沟渠或城墙的证据，但这可能反映了迄今为止红山遗址的挖掘量有限。

红山礼仪遗址比民居和村庄更令人印象深刻。最大和最著名的是位于猪山附近的牛河梁，位于近东北部内陆，渤海湾内陆的丘陵地区。

该遗址的特色是精心制作的、用石头砌成的精英坟墓，这些坟墓被建造成阶梯金字塔形的土丘，上面是石头。

这些土丘周围环绕着陶瓷圆柱体，这些圆柱体被描述为鼓，但可能只是建筑元素。

在某些情况下，主墓室周围有规模较小且不太精致的墓葬；这些人是代表家庭成员还是神圣的受害者是一个猜测的问题。

从这些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玉器。牛河梁还有一个大型建筑，名为“女神广场”，这是一个多房间的餐厅，房间和走廊的墙上都有壁画。

建筑内有许多雕像的残骸，这些雕像描绘了用粘土压制在木架周围的身材沉重（可能怀孕）的女性。

有些雕像很小，而另一些雕像则是真人大小的三倍。一尊雕像的碎片显示，上半身有清晰的乳房，下半身系着某种腰带，面具上镶嵌着蓝色玉石的眼睛。

牛河梁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我们不可能知道在那里举行了什么宗教仪式，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仪式是什么信仰，但它们的物理表现与东亚心脏地区其他地方的任何东西都截然不同。

红山人显然与周边地区进行贸易，因此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并不孤立，但至少从目前的证据来看，他们自己文化的许多方面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同样明显的是，红山在其鼎盛时期是一个富有且有着强烈文化背景的文化，领导者们能够动员熟练的工人来制作精美的玉器，并动员大规模的建筑工人团队来建造纪念性的住宅建筑、礼仪中心和陵墓。

红山文化消亡的原因尚不清楚。一个可能的因素是随着中全新世气候最佳期的消退，东北部附近气候的冷却和干燥。

这种缓慢但不可阻挡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已经严重影响了相对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从而破坏了该文化的封闭、依赖财富的社会的经济基础。

红山人可能已经被不断扩大的龙山文化所取代，或只是被吸收，龙山文化似乎起源于公元前三千年中期的山东。

一个需要进一步调查的有趣问题是红山人与朝鲜半岛史前文化之间的民族文化联系的程度。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至2300年），以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为中心，稍晚于红山文化，但在时间上与红山文化基本重叠。

良渚是一个繁荣而丰富的文化，有许多城镇、村庄和礼仪中心，分布在一个地区，该地区东、南延伸至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西延伸至长江下游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北延伸至山东南部黄河平原的东南角。

与几乎所有史前文化一样，良渚文化的名字来自杭州附近的一个现代地方良渚，在那里发现了重要的考古遗迹。

我们不知道良渚人或东亚腹地地区的其他任何新石器时代民族是怎么称呼自己的。

和红山一样，良渚是一个玉器时代的文化，其独特之处在于其精美的玉器，造型新颖，装饰独特。

良渚文化在其存在的一千年中，似乎一直以显著的社会分层、强大的职业专业化和强大的统治阶级为特征。

然而，良渚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不太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政体，而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复杂酋长国，他们拥有各种规模的领地，并与邻国互动，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

良渚统治者可能是由精英宗教和军事领袖支持的世袭酋长，他们能够动员大量专业制作的玉器的生产，以及建造精致的公共建筑、城墙、金字塔状的土祭坛和其他大型建筑的劳动力。

虽然良渚社会的考古图景还远未完成，但从最近的发掘中可以明显看出，除了众多城镇和村庄外。

至少还有一座城市的人口多达3万人。这座城市有一个三重体系的巨大防御墙，包括一个内部、中间和外部的夯实土工事。

据估计，每一座环墙都会占用数百名工人长达十年的全职劳动力，这证明了该市统治者动员大量劳动力并管理雇佣他们的后勤的能力。

城墙被广泛的护城河所补充，显示了该文化在水管理方面的丰富专业知识。在良渚遗址的挖掘发现了不同类型的水管理系统，包括护城河、排水和运输渠以及灌溉系统。

在良渚文化中，真正的稻田种植，在生长周期的适当时间对稻田进行灌溉和排水是常态。

这种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是良渚财富的基础。在整个良渚文化区，大约有几十万农民，他们除了为精英建筑项目提供劳务外，还可能将部分收成支付给统治精英阶层。

农产品包括各种蔬菜、水果，如桃子和甜瓜，以及南部地区的各种家畜。

扬子湿地的狩猎和捕捞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无论大小的家禽、猎物动物，以及鱼类、海龟和甲鱼，以及各种野生植物。

蚕被用来生产丝绸，其他种类的纤维也被利用。陶器数量丰富，制作精良，有时还会画上一些标志，这些标志与其他中心地带文化中的类似标志一样，可能是后来中国书写的先驱。

这些石器在质量和种类上与红山文化的石器相媲美，而且肯定还有各种各样的竹器、棕榈叶垫和其他由丰富多样。

但不幸的是容易腐烂，因此在考古记录中基本上看不到当地植物资源制成的物品。

良渚的工人还生产了高质量的漆器，其中一些特殊的漆器上镶嵌着玉石。漆器的起源可能可以追溯到东亚腹地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仍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极具特色的产品。

像他们之前的河姆渡人一样，大多数良渚人似乎都住在由人行道连接的多室吊脚楼里，但在城镇里，精英住宅不是用吊脚楼而是用巨大的夯土平台建造的，而且是用木柱和土坯砖幕墙建造的。

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良渚建筑是以三层阶梯金字塔的形式建造的夯土平台祭坛，顶部有一个木制大厅或凉亭。

笔者认为：这些平台祭坛为良渚社会的财富和等级划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它们建在城墙城镇附近，但不在城墙城镇内。

这些平台祭坛有时经过规划，每一层都使用不同颜色的土（例如，灰色、黄色和红色），因此对设计质量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并将这些建筑标记为真正的特殊和重要。

在平台上建有坟墓，里面装满了极其丰富的随葬品，尤其是玉器。精英墓附近的二次埋葬似乎证明了作为精英葬礼仪式的一部分的人类和动物圣礼。

与平台祭坛顶部结构相关的烧焦的动物和人类骨骼的残骸似乎是燃烧圣物的证据，也许是为了让它们的精华升上天空，这与埋葬死者的圣事截然不同。

这类燔祭可能意味着定期向祖先的灵魂献祭，这与埋葬时为死者举行的葬礼不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祖先崇拜的一些最早证据，因为它被实践为中国文化的中心特征之一。

上述三重城墙的良渚城还包括一个观测站，预计是陶寺著名的龙山观测站，这表明观测天象是良渚宗教的一个元素。

良渚文化最著名的遗迹是在精英墓葬中发现的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良渚的高级酋长们有时被埋葬在数十件玉器中，这些玉器代表着数千小时的熟练手工劳动。

结语

良渚玉有许多独特的形式，包括发夹、项链、吊坠和其他个人饰品，以及可能用于斩首圣物受害者的宽刃斧（后来的中文名为“月”）。

一种不寻常的玉器，被称为“凌家滩玉匾”，刻有罗盘玫瑰形的方向箭头，证明了抽象和象征性思维。

所有梁祝玉器中最丰富和引人注目的是玉管和玉盘，称为琮和璧，其象征意义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

许多管子和其他一些玉器都装饰有精心雕刻的图像，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来解读。

一种是虫眼怪兽面具，另一种是人形人物，戴着羽毛头饰，站在平台上，拿着一个棒铃状物体，实际上是两个双玉盘。

这种变形的形象是高度定型的，从一个例子到另一个例子都表现出显著的图像一致性。

这些玉器可能是如何被活人使用或展示的不得而知；我们认识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坟墓里，被放置在死者尸体周围，并披在尸体的顶部。

无论其宗教意义如何，毫无疑问，这些精心塑造和雕刻的物品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它们代表了财富的大量积累，这证明了良渚社会的繁荣、领导人的权力和工艺工人的技能。

参考文献：

《祖先的景观》，约公元前1200-1045年。伯克利： 东亚研究所

徐卓允，《转型中的古代中国：社会流动性分析》

《早期中国的考古学》。剑桥和纽约： 剑桥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