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答声里的百年光阴

祖父的书房总飘着檀木混合铁锈的气味。那座高逾两米的红木座钟立在墙角，黄铜钟摆每摆动一次，就有细碎的铜屑落在雕花底座上，像谁撒下的一把星子。我七岁那年踮脚够到钟摆，指尖刚触到冰凉的金属，就被祖父粗糙的手掌按住。他掌心的老茧蹭过我手背，像砂纸擦过新木。

“这钟比你爷爷的爷爷岁数还大。” 祖父说话时，钟摆正晃到最左端，黄铜碰撞的脆响里，他眼角的皱纹忽然深了许多。我后来才知道，这座钟是曾曾祖父从苏州老宅带过来的，民国二十六年的深秋，他裹着蓝布长衫，把座钟塞进独轮车，车轮碾过结霜的青石板，一路吱呀着投奔上海的亲戚。

曾曾祖母总说那是趟苦旅。独轮车在钱塘江畔陷进泥沼，她背着襁褓里的曾祖父，眼睁睁看着座钟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后来是三个挑夫合力抬出来的，钟摆卡住了，指针永远停在凌晨三点十七分。曾曾祖父用修表匠给的黄油擦了三天齿轮，直到某个黎明，座钟突然 “当” 地响了一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

祖父十二岁那年，座钟差点被当成 “四旧” 砸掉。红卫兵闯进家门时，他正踩着板凳给钟上弦。领头的青年挥着手臂喊口号，皮带扣在阳光下闪着冷光。祖父突然把我拽到钟后面，红木的缝隙里能闻到陈年的樟木味。他用袖口擦了擦钟面上的玻璃，那上面还留着曾曾祖母用胭脂画的小记号。

“这钟走了七十多年，” 他对着满屋子的人说，声音不大却很清楚，“哪年涝了，哪年旱了，它都记得。” 青年们的喧哗声渐渐小了，有人伸手摸了摸钟侧面的雕花，那是朵半开的牡丹，花瓣边缘已经被几代人的手磨得光滑。最后他们没砸这座钟，只是在钟摆上贴了张纸条，红色的墨迹后来渗进木头里，成了道浅浅的印记。

母亲嫁给父亲那年，祖父把座钟的钥匙交给了她。黄铜钥匙沉甸甸的，上面刻着细密的花纹。“每天上一次弦，” 祖父教她如何转动钥匙，“听见‘咔嗒’响三下就停，多了少了都不行。” 母亲学得认真，后来即使有了电子钟，她依然保持着给座钟上弦的习惯。有次她发高烧，半夜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迷迷糊糊地要去书房，说忘了给钟上弦。

我十八岁离开家那天，座钟正好敲响了十下。母亲站在钟旁边给我整理衣领，阳光透过钟面上的玻璃，在她头发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记得常打电话回来，” 她说着抬手擦了擦眼角，袖口蹭到钟摆，让它晃得更厉害了。我看着钟面上的指针，忽然发现那些刻度边缘都泛着淡淡的金色，像是被无数次的目光磨亮的。

在外求学的日子里，每次打电话回家，总会先问一句 “钟还好吗”。母亲总说它走得准着呢，就是冬天的时候会慢上两分钟，开春又自己调回来了。有年冬天特别冷，母亲在电话里说座钟好像有点不对劲，钟摆晃得没以前有力了。我心里一紧，连夜买了车票赶回家，推开书房门时，看见父亲正踩着梯子，往钟顶上放暖水袋。

“老物件也怕冷。” 父亲笑着说，哈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座钟果然在暖水袋的热气里慢慢缓了过来，钟摆又开始有力地摆动，滴答声在安静的书房里格外清晰。我伸手摸了摸钟座，红木的纹理里还留着我小时候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名字，早就被岁月磨得快要看不见了。

去年祖父走的时候，座钟停了整整三天。谁也没去上弦，任由它静静地立在墙角，像个沉默的守灵人。出殡那天清晨，我走到书房，试着转动钥匙。当 “咔嗒” 的声响第三次传来时，钟摆突然轻轻晃动了一下，然后开始左右摆动，幅度越来越大。阳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正好落在钟面上，照出玻璃上蒙着的一层薄尘。

现在我也开始给座钟上弦了。儿子五岁，总爱蹲在钟旁边看钟摆，小手跟着左右摇晃。“爸爸，钟为什么会走啊？” 他仰着小脸问我，鼻尖快碰到红木底座。我想起祖父当年按住我的手，想起母亲贴在钟上的暖水袋，想起那些渗进木头里的时光印记。

钟摆又晃到了最左端，黄铜的光泽在暮色里泛着柔和的光。窗外的玉兰花开了，香气顺着半开的窗户飘进来，和书房里的檀木味混在一起。我忽然明白，这座钟从来都不是在计量时间，它是在收藏时光 —— 那些浸透了汗水的夏夜，飘着煤炉味的寒冬，还有无数个被脚步声、说话声、笑声填满的寻常日子，都被它轻轻收进齿轮的咬合里，随着钟摆的晃动，在岁月里慢慢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