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七岁，是镇上高中出了名的 “问题学生”。数学课把课本折成纸飞机，语文课在作文本上画班主任的漫画，直到老林接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磨出毛边也舍不得换，鼻梁上架着副用胶布粘过的黑框眼镜。第一次上课，他没点名批评那些叠飞机的手，反而从布袋里掏出个搪瓷缸子，泡了满满一杯金莲花。“这花是后山摘的，败火。” 他呷了口茶，镜片后的眼睛弯成月牙，“听说你们都怕写作文？我以前也怕，后来发现把心里的话倒出来，比憋着舒服。”
老林的作文课从不在教室里上。春天带我们去田埂边看蒲公英飞，让我们写风的形状；秋天扛着梯子摘学校那棵老柿子树的果子，说甜涩交织才是最真实的味道。有次我在作文里写 “我爸说读书没用，不如早点去工地搬砖”，他用红钢笔在这句话下面画了波浪线，评语只有三个字：“我信你。” 那天放学，他叫住我，从自行车后座取下个牛皮纸包，里面是初中到高中的语文课本，每本扉页都写着 “林深”。“我教过的学生里，你是第一个把《逍遥游》背出江湖气的。” 他挠挠头，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高三那年冬天，老林突然没来上课。代课老师说他住院了，我们几个常被他叫去办公室喝茶的学生凑了钱，买了箱牛奶去县医院探望。推开病房门时，他正趴在床头柜上写着什么，听见动静慌忙把纸塞进抽屉。床头柜上摆着个药瓶，标签上的字被撕了一半，只露出 “化疗” 两个字。“你们怎么来了？功课不忙吗？” 他想坐起来，却被输液管拽得一个趔趄。我扶住他时，摸到他胳膊上凸起的骨头，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枝。“老林，你骗我们。” 后排女生带着哭腔说，他却笑着拍拍她的头：“骗你们考大学呢，等你们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就好了。”
离高考还有三个月时，老林回学校了。只是蓝衬衫换成了厚棉袄，走路时背更驼了，却坚持要给我们上最后一节作文课。那天他没带我们去户外，在黑板上写了 “告别” 两个字。“你们以后会遇到很多告别，” 他转过身，粉笔灰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但别告别那个想成为光的自己。” 下课铃响时，他从讲台下拿出一摞红本本，是我们之前偷偷报名的教师资格证笔试报名表。“我托人问过，你们毕业就能考。” 他把表格分到每个人手里，到我时停顿了一下，“我抽屉里有本《古代汉语词典》，你拿去用。”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踩着满地槐花香跑回学校。老林的办公室锁着，透过窗户看见他常坐的藤椅上落着片枯叶。传达室大爷说，他上周走了，临走前让把一箱子书搬到我家。箱子最底下压着张诊断书，日期显示他接手我们班时就已确诊肺癌晚期。还有张泛黄的照片，二十岁的他站在师范大学门口，胸前别着 “优秀毕业生” 的徽章，背后是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的校训。
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大学，拿到教师资格证那天，特意去了趟高中校园。老柿子树还在，只是枝头的果子少了些。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蹲在树下捡落叶，看见我胸前的校徽，仰起脸问：“老师，您知道林老师吗？我奶奶说他教过好多好多学生。” 我蹲下来，把红皮证书放在她手里，阳光穿过树叶，在证书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那年他在泥地上划下的分数线，也像他眼里从未熄灭的光。
现在我也成了语文老师，常带着学生在操场边的银杏树下上课。有个总爱上课睡觉的男生，昨天在作文里写：“老师，您讲《兰亭集序》时，眼里有光。” 我给他的评语写了三个字：“我等你。” 办公桌抽屉里，老林那本《古代汉语词典》的书脊已经磨破，扉页上的 “林深” 两个字却愈发清晰。每次翻开它，都像听见有人在说，教育是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而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在某个清晨或黄昏，悄悄落在少年的书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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